老干部讲述日伪军搜捕经历：我们一个月只能吃芦苇，而那家伙却每天享受罐头食品，这对比令人深思！
1944年9月上旬，连绵阴雨让太湖的水位一路漫到冲山岛边缘，芦苇被水浸得透绿，随风摇动。岛屿不足三平方公里，却被游击队选作训练场所，这并非心血来潮。苏南“清乡”推进到最紧张的当口，陆路村镇被封锁得密不透风，唯有这片水陆相间的孤岛还能藏人、蓄粮、联络四方。薛永辉看中的，正是芦苇丛能把枪声与脚步声统统吞没的特性。
外界只知他新名字，少有人记得他原叫张伟。自15岁入党、辗转延安，再被派回家乡，他一路在水网地带摸爬滚打，深知“地形就是战友”的道理。那年秋天，他带着五十多名骨干与民兵，想利用短暂空隙搞一次集中训练，好让分散在苏、锡、常一带的小股游击分队重整队形。开班头一天，400多名日伪军却踩着船舷，封死了三面水路，后山也冒出枪口。最先发现异样的是炊事兵徐泉根，他拎着水桶狂奔回来，惊慌呼喊：“不好，鬼子上岛了！”

薛永辉没有犹豫。水性好的，全下芦苇荡；不会游的，跟他向后山钻。五十几个人瞬间像被掀开的麻袋撒了粒米，消失在水面与石缝之间。芦苇荡里水没膝，蚂蟥成群，饥饿和寒意同时往身上扑。没人敢点火，只能揪芦苇嫩芯嚼；纤维粗，涩得很，但多少能填肚子。薛永辉悄声嘱咐：“苇心再硬，也得咽下去，别让枪声把嘴张大。”身旁的两个女同志点点头，半天没吭声，只把那一丝青白色的汁水咽进肚里。
另一路躲上山的邢阿根，却在夜色中踩空滚下坡。他跌到半山腰的竹林，又惊又痛，干脆顺着山地小道摸到山脚。前面是一座三进大宅，正被日军占作临时指挥部。兵荒马乱中，他灵机一动，猫腰冲进后门，爬上废弃的阁楼，落满灰尘的横梁成了他的“战壕”。深夜，楼下传来日语粗嗓，兵们拆开一箱箱罐头，油脂味飘得人心痒。邢阿根屏住呼吸，暗想：“能不能蹭一口？”凌晨两点，伙夫睡熟，他探身下去，撬开一只午餐肉罐，狼吞虎咽。

岛外的敌人没打算速战速决。第三天清晨，一条小舢板从湖心缓缓划来，船上扛着几桶汽油。火舌舔上芦苇，湿气却“呲呲”作响，把火焰呛得只冒黑烟。失算的日军只好驱使渔民排成一线，用长扁担在水面猛压企图逼人现身。薛永辉伏在浅水里，淤泥塞满耳朵，心里盘算：要是天再凉几度，脚底生冻疮，浮力就不够了。好在傍晚起了大风，水面浪高，扁担阵撤了，他趁机换到更深的水草丛，夜里与三名战友靠相互搀扶才不致沉下去。
十余天后，岛上情势愈发紧张。被俘人数已近四十，伪军索性在码头筑营，不时朝苇荡泼汽油、朝山林开枪。麦收快完的农户暗地里送进几只糠团子，又把潮湿的蓑衣挂在苇边作暗号。薛永辉领会了，用手势分派同伴接应；每拿到一截冷窝头，众人都细嚼慢咽，恨不能吃出五分甜味。有人坚持不住，小声嘟囔：“要是能有口粮仓该多好。”薛回以一句：“山不养懒汉，熬过这阵子再说。”简短却有力。

与此同时的邢阿根，在阁楼上过得像另一个世界。日军按时开饭，剩余罐头就堆在角落，他夜半摸黑收拾。十几天下来，脸颊竟透着油光。一天，他差点在屋梁上打喷嚏，吓得用手死死捂住嘴。楼下站岗的伪军嘟囔：“谁在上面？”另一人不耐烦：“老鼠吧，睡你的觉！”这才捡回一命。

20多天后，日伪军因后方战线吃紧，匆匆撤离。苇荡里的人相互搀扶爬上岸时，只剩五人，瘦得一身皮骨。邢阿根听到动静，从阁楼跳下，衣服敞着，肚皮鼓鼓囊囊，差点没让人认出。他见到薛永辉，第一句话竟是：“司令，我给大家带了吃的！”说着摸出藏好的几盒午餐肉。那一刻，众人笑得直不起腰，笑声压过了远处渐行渐远的马达声。
外界统计，这场围困让游击队损失惨重，然而冲山岛并未沉默。靠着幸存骨干的联络和沿湖渔民的支援，新四军很快在西太湖、蠡湖一线恢复了活动。几年后，槍声停息，33岁的薛永辉随部队进驻无锡，又被推举为县行政负责干部，他始终坚持把冲山岛那段“啃芦苇”的日子讲给新兵听；至于邢阿根，每逢忆及那阁楼岁月，总拍拍腰间笑说：“那几盒罐头，救了我，也算帮咱们留了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