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亲自宴请司徒美堂，宴后周恩来关切询问：你对毛主席印象如何？
1948年冬夜，旧金山华埠灯火如昼，慈善义演的后台，一位须发斑白却精神矍铄的老者正提笔写信。他叫司徒美堂，年已八十一，却仍字迹遒劲。信上寥寥几句：“盼早日回国，与同胞共商建国大计。”这一年，国内的局势已经清晰，向心力正在悄悄改变海上万里外的华侨社团。
这位老人的来历颇为传奇。1868年，他出生于广东开平，十四岁随乡亲漂洋过海，落脚美国西海岸，最初在洗衣铺倾盆热水里熬日子。1882年的《排华法案》让成千上万的华工仰面受挫，他却咬紧牙关，在纽约唐人街的狭窄楼阁里加入洪门致公堂。那座会馆墙上写着八个大字——“扶弱济贫，反清复明”，刻进了他此后近七十年的行动纲领。

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第三次赴美筹款，落脚旧金山。夜深人静时，两人隔着油灯对坐，孙中山说：“美堂兄，家国前途系于军饷。”他毫不迟疑，“众兄弟凑，也要让大炮响起来。”就是这份赤诚，让他在北美侨界声名鹊起。辛亥之后，军阀混战、政局反复，他依旧不时捐输，可每一次回国考察，总带着几分失望归海彼岸。
真正动摇他旧有选择的，是八年抗战。大洋对岸的华人排着长队，把辛苦钱投进募捐箱，可前线缺衣少药的消息仍频传。国民政府不断增税、发行法币，通货膨胀吞噬侨汇；相比之下，共产党员在敌后坚持游击、提倡减租减息的消息，却越洋传到侨社。司徒美堂暗暗比较，道义与成效一目了然。他常对堂口兄弟说：“打鬼子，不能只靠口号，得看谁真把老百姓当自己人。”
1948年夏，他收到南洋、新金山多位侨胞联名电函，催他返乡议国是。同年冬，他写信给延安表示愿随时效命。几个月后，平津战役尘埃初定，他终于登上驶往香港的邮船。同行者见他拄着龙头拐杖，劝其留美颐养天年，他笑着摇头：“八十岁又怎样？这把骨头要埋，也得埋在自己的土地。”

1949年2月15日，北风呼啸中，专列停在北平前门站。周恩来亲自迎接，二人隔窗相视，先是默默一笑，那笑里胜似千言。年事已高的司徒美堂行动不便，工作人员用木椅抬他下车，沿着石阶缓缓升降。他望着城楼上的五星红旗雏形图案，问道：“那红底，可有咱洪门的赤心？”陪同人员答：“红旗有五颗星，代表众志成城。”老人点点头。
一个月后，香山梅花初绽。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设便宴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洪门大哥”。席间没有繁复礼节，只有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毛泽东举杯相邀：“美堂先生，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干杯！”老人笑着回敬：“主席，半个世纪了，我总算等到今天。”话音未落，周恩来递上茶盏，小声问：“您觉得毛主席如何？”司徒美堂捋须答道：“像山，稳；像火，暖；跟着他，海外赤子心里踏实。”这一句，后来在侨界广为传颂。

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场里，国号如何定夺成为焦点。有代表推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亦有人怀念“中华民国”。轮到司徒美堂发言，他站起身来，握拳宣称：“国虽新，更要显现人民当家。‘中华人民共和’四字，足见新生，何不加上‘国’字，方显完整？”短短一句，赢得满堂掌声，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拍板。他的声音，象征着五洲华侨的意志，也让身后那面尚未正式升起的国旗多了一层情感注解。
10月1日，金水桥畔人潮如海。老人被安排在城楼一隅，距离主席宣读开国大典的麦克风不过数步。炮声隆隆，他抬头望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眼眶湿润，却只是轻声念道：“这旗，咱们也出了一份力。”同席的黎锦熙听见，握住他的手说：“先生此生，值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华侨事务委员会，司徒美堂被推选为委员。每天晨起，他必翻阅三份公文：侨汇统计、留学生名单、侨属来信摘要。他常告诫同仁：“要让在外的乡亲知道，祖国的电报随时为他们发光。”1950年代初，他的健康急转直下，仍坚持接待塞车涌至的侨胞代表。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摆摆手：“我在洋洋百万里外惦记的是这片土地，如今回来了，还嫌累？”
1955年5月14日，司徒美堂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七岁。八宝山的送行队伍里，既有中共中央领导，也有满头银丝的老洪门兄弟；更远的旧金山、纽约、吉隆坡，一封封黑边唁电横跨太平洋送来。人们记得，这位“海外洪帅”曾在铁路工棚举起镐头，也在天安门城楼见证新国诞生；他用一生写下侨心与家国交织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