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白求恩的评价：一个高尚纯粹、远离低级趣味且始终有益于人民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1938年初春，晋察冀边区的前线救护站里，纱布用到最后一卷，马灯的火苗在风口颤抖，枪声却没停歇。山野土窑间的军医们知道，哪怕多一只懂外科的手，也能多留住几条命。就在此刻，一个异乡人提着沉重的医疗箱，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加拿大辗转而来。
他叫诺尔曼·白求恩，彼时48岁，曾在一战和西班牙战场磨练技艺，外科手术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经历过欧美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阴影后，他对“医学必须为受苦的人服务”深信不疑。1937年，洛杉矶的一场募捐会上，他遇见陶行知，两人一席长谈。白求恩回旅馆时对助手说：“他们缺医生，这事不能等。”助手愣住：“真的要去中国？”白求恩只回了句：“伤口不会等船期。”

一个月后，他搭上货轮抵达香港，再上汉口，最后长途跋涉进入延安。窑洞里，毛泽东与他对面而坐，取出一盒旱烟，微微一笑：“欢迎，远道而来的同志。”白求恩略显疲惫，却仍不忘打量四周简陋的医疗器材，随即答道：“需要的是手术刀，不是沙发。”
当年春末，晋察冀军区向延安发电：“前方伤员激增，盼速派白求恩。”三天后，他已在前线。战场上缺酒精，他用烧刀子代替；没有橡皮管，他拆敌军弹带自制引流器。手术台往往是一张门板，麻醉剂匮乏，只能用半截竹筒加棉花沾乙醚。即便如此，一台接一台的清创、截肢、胸腔引流，让伤员死亡率迅速下降。聂荣臻回忆，那一年根据地的“流动手术队”成了最令人安心的存在。

“把麻布叠三层，再煮一遍！”白求恩在灯下轻声吩咐。护士点头，转身去灶坑添柴。另一侧，年轻战士虚弱地问：“医生，能救我吗？”白求恩握着他的手：“只要心脏还跳动，就值得抢救。”短短几句，对答之间，多的是前线最朴素的生死信任。
10月的一场反“九路围攻”后，伤员挤满窑洞。白求恩连续手术16小时，右手食指被骨片划破，他只草草包扎继续开刀。感染迅速蔓延，他却把额头渗下的汗水擦去，仍坚持站在手术台旁。进入11月，败血症高烧不退，意识转清又转昏，文件上留下一行清瘦字迹——将他收到的津贴全部划给前线医院，“多买药，少开追悼会”。

11日深夜，他突然醒来，拉住身旁警卫：“告诉司令员，我没能把消毒站再扩一间，遗憾。”话音刚落，昏睡复至。12日拂晓前，49岁的心脏停跳。军区在黄石口村坡地立起松木十字，枪声代替号角。
消息送到延安已是11月底的寒夜。机关食堂里，灯火摇晃，毛泽东听完汇报，沉默多时，只说一句：“记下他的名字，让大家都知道他。”12月21日晚，他伏案疾书，《纪念白求恩》一气呵成。文中“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被战士们抄在背包布上，成为检视操守的尺子。

战后，白求恩的骨灰随部队西迁，1952年安葬石家庄烈士陵园。加方也在格雷文赫斯特小镇修复故居，展柜中放着当年他亲手改装的吸引器。2009年，中外媒体评选“国际友人”十佳，他的名字排名首位。泉下的医生大概不会在意荣誉，却会欣慰那套“流动手术站”被后辈沿用改进，成为人民军队战地医学的雏形。
白求恩留下的意义，并不止于一篇文章的引用，更在于示范了：专业技能一旦与坚定信念结合，便能跨越国界，在最艰难的岁月为战士争得生的机会。若要追问他“高尚”“纯粹”的来由，或许就藏在那间泥土墙的手术室里，藏在每一次点燃的马灯、每一次滚烫的开水、每一次冒险深入火线的脚步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