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不上蒙曼的，无关她的形象，也无关她的出身。蒙曼说教的姿态，让人特别不舒服。
讲历史的人多了去了，蒙曼偏偏能让人心里梗着一口气。不是蒙曼讲错了什么，而是蒙曼选择性地只讲了一半。功劳讲得清楚，代价轻描淡写，这才是真正让人坐不住的地方。

顺治七年，也就是1650年，清军攻下广州。城里的守将杜永和，带着军民整整守了十个月，弹尽粮绝，草根树皮都吃完了，硬是没降。城破那天，平南王尚可喜下令屠城，这一屠持续了整整十二天，史书上叫做"庚寅之劫"。

当时有个意大利传教士名叫马丁·马蒂尼，正在广州亲历了这一切，事后写进了《鞑靼战纪》，1654年在欧洲刊行。书里记载的死亡人数达数万乃至数十万之多。

清初广东文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也留下了记录，就四个字——"杀人如麻"。这场屠杀的规模，学界普遍认为不压于扬州十日，但今天知道广州庚寅之劫的人，远远少于知道扬州十日的人。

这不是历史自然筛选的结果，是有人替你决定了哪些该被记住，哪些该被淡忘。蒙曼讲清朝史，版图贡献说得头头是道，治理成效讲得天花乱坠。

1661年又发生了一件事。顺治帝批准大臣黄梧的建议，颁布迁界令，强制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三十到五十里，原住地的房屋田产一律烧毁拆除，留下来的人，杀无赦。给百姓的时间，有的地方只有三到五天。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写下了走过沿海时看见的景象：福建沿海"界外之地，皆成白地，草木不生"，广东沿海村庄成墟，往路上走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死在半途的，根本数不清。

世代以海为生的渔民盐户，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这条令子折腾了二十多年，直到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台湾并入版图，才算完。

台湾并入版图是功绩，蒙曼讲过。但为这个结果付出代价的那几百万沿海百姓，蒙曼提过一句吗？
说到"不能提的事"，还有一件更说明问题。

康熙初年，湖州富商庄廷鑨出钱整理了一部明朝历史，书里沿用明朝年号，载入了些清廷不愿留存的内容，结果酿成了后来震动全国的《明史》案。

庄廷鑨本人已经病故，照样被开棺戮尸。参与写书、刻印、售卖，乃至只是买过这本书的人，七十余人被处斩，数百人被发配宁古塔。连为书作序的老人李令晳，同样没能幸免。

这还只是清朝文字狱的一个开端。乾隆在位六十年间，有据可查的文字狱案件接近一百三十起，几乎每年都有两起以上。

整个知识阶层的神经被持续磨钝，磨到后来，不是不敢说，是连想都不敢想了。那个年代的文人，最终用生命换来一个教训——沉默，才是最安全的语言。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在魏征辞世后说的话，载于《旧唐书·魏征传》。用历史照见得失，前提是这面镜子得是完整的，不能只磨亮一面，把另一面遮死。

有人说蒙曼讲历史有理有据。那是蒙曼自己挑出来的理，自己找出来的据。扬州十日不到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压着八十多万冤魂，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将领，不是官员，就是寻常人。这些人值得被正视，而不是在蒙曼的讲述里，变成轻描淡写带过的一行字。

网友提出质疑，蒙曼的粉丝立刻扣帽子，"不懂历史"、"格局太小"，一顶一顶往人头上盖。可历史哪有这么单面好看的？讲功绩没问题，但苦难同样应该被看见。只讲一面的历史，那叫话术，不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