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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八路军周彪率机关队伍转移途中,察觉秘书故意走在外侧,还偷偷撒高粱粒。

1942年,八路军周彪率机关队伍转移途中,察觉秘书故意走在外侧,还偷偷撒高粱粒。他猛然警醒,终于明白部队屡次遭日军追踪、三次陷入埋伏的缘由,身边藏着内鬼,战士们断后牺牲的代价,皆因叛徒通风报信。

周彪没有声张。这位时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的红军出身干部,经历过五次反“围剿”和三过草地的长征,对危险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嗅觉。

周彪悄悄折返回去,蹲在地上摸索片刻,掌心摊开——几粒煮熟晒干的高粱,在月光下泛着幽光。
日军骑兵就是循着这些路标,一次次精准咬住队伍的尾巴。
周彪找到政治部主任方国南。两人在破庙里碰头,方国南听完脸色铁青。

周彪压低声音说,不打草惊蛇,让他继续撒,咱们将计就计。第二夜,队伍在岔路口分兵。大部队走隐蔽小路,两名侦察兵走大路。

秘书照旧落在队尾,把高粱粒撒在大路上。日军骑兵追着侦察兵扑了空。周彪由此确认,这个秘书就是内鬼。

但事情没有结束。周彪注意到秘书开始频繁脱队,借口侦察,实为接头。

周彪判断此人背后可能还有同伙,决定暂不收网,继续观察。第四天夜里转移途中,秘书又蹲下身手伸进衣兜。

周彪从队尾猛扑上去,扣腕锁喉。警卫员从秘书兜里搜出半斤高粱粒。

审讯起初没有进展,秘书咬定高粱是留着吃的。周彪把三次遭伏的时间地点和行军路线一一摆出,秘书心理防线崩溃。

秘书交代了一个关键信息:他不是单独行动。半月前被日军特务机关抓获,酷刑加金条收买,点头当了叛徒。

日军安插了一个四人谍报小组,另外三人潜伏在司令部、供给部和烽火剧社。供给部部长妻子能接触物资路线,通过粮秣调配推断部队动向;

参谋长警卫员能接触作战计划和布防图;剧社演员借演出在各村流动,传递消息。周彪连夜抓捕。供给部部长妻子正收拾行李准备逃跑,搜出未销毁的情报底稿。

参谋长警卫员枕头下压着上膛的手枪和手绘布防图。

演员化妆箱里搜出米汤写的密信——这是日军情报部门传授的手法,米汤干后无痕,遇火烤才显字迹。四人被就地枪决。

行刑时周彪站在村口大树下,狠狠抽着旱烟。他想的是那些断后班的战士,不是死在鬼子枪下,而是死在“同志”的出卖里。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过:“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叛徒动摇的不只是自己的信仰,他们还拿别人的命换了活路。

回顾周彪的来路,这个从吉安讨饭娃成长起来的指挥员,对忠诚二字有刻骨的体认。1910年周彪出生在江西吉安一个贫农家庭,两岁丧父,母亲改嫁,跟着祖母讨饭活命。九岁去裁缝店当学徒,受尽欺辱。

1928年投奔赣西南游击队,从班长干到排长。五次反“围剿”全部参加,长征途中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两翻雪山。

草地行军时非战斗减员严重,周彪把自己干粮分给伤员,和战士一起挖野菜啃树皮。

他见过太多人倒下,但没有见过谁因为扛不住苦就出卖自己人。这段经历淬炼出的意志力,在1942年冀中平原上派上了用场。

1939年,周彪调任冀中十分区政委,后接任司令员。十分区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核心,控制平汉、北宁两条铁路干线之间的平原,是日军必欲除之的眼中钉。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周彪率十分区部队配合主力在平汉线北段破袭,扒铁轨、炸桥梁、割电线,两个月出动数十次。

日军随后展开疯狂报复。1941年冈村宁次上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1942年5月,冈村宁次调集五万兵力对冀中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八百辆汽车和数十架飞机压向根据地。

十分区被压缩到大清河以北狭窄地带,周彪带着机关队伍在日军缝隙中反复穿插。

清除内鬼后,周彪的当务之急是重建队伍的安全机制。他废止了全部已知行军路线和联络方式,重新制定信息传递和保密纪律。

行军路线出发前一小时才通知排以上干部,连级以下到集合点才知道目的地。部队实行三三制分组,班与班之间保持目视距离,相互监视有无异常。

周彪指挥部队专走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进入的水网地带。

白洋淀芦苇荡密不透风,文安洼一带地势低洼,一片泽国。部队踩在齐膝泥水里行军,一夜走四十里,日军坦克骑兵追不进来。

六月中旬,周彪率分区机关和直属队利用芦苇荡的掩护,在包围圈缝隙中穿梭而出,成功跳出铁壁合围。
跳出包围圈只是一个节点,抗战还在继续。周彪率十分区在平原上与日军周旋了整整一年,拆铁路、炸炮楼、端据点。

1945年日军投降时,十分区部队从1942年的残破局面中恢复元气,成为冀中军区一支主力。

1955年,周彪被授予中将军衔。当年那几粒高粱粒差点要了整个机关的命,而破获谍报小组的经历,让这位从长征走到平原的老兵更加确信一件事:打仗打的不光是战术和装备,还打人心。
一个人能出卖并肩作战的同志,四个人能织成一张致命的情报网。周彪在1942年夏天把这四个人从队伍里挖了出来。
文章来源:廊坊市纪检委网站 吉安县人民政府网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