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业界公认的纪检铁娘子，更是当代女包公，她就是中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刘丽英在中央纪委工作了24个年头，接连查办多起轰动全国的重大贪腐案件。

（主要信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刘丽英：我追求正义的愿望在中央纪委实现）

1979年的北京，中南海里的梧桐树刚抽出嫩芽，中央纪委的大门重新挂上牌匾。

一批经历过风雨的老干部陆续走进这座灰色大楼，其中有个叫刘丽英的女同志，走路带风，眼神像淬过火的刀。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东北大姐，会在未来二十年里让无数贪官闻风丧胆，被老百姓唤作“女包公”。

刘丽英的人生剧本开头并不传奇。

15岁参加革命，16岁进干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公安局当办事员，一步步干到干部科长。

她本可以在安稳的岗位上干到退休，可1966年那场风暴彻底改变了她的轨迹。

造反派把她五花大绑游街批斗，挂着的牌子比人还重，逼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她是个硬骨头，咬着牙死扛，哪怕肋骨被打断也不肯低头。

这份倔强却害了家人,丈夫、父亲、哥哥接连被迫害致死。

深夜在牛棚里，她摸着身上的伤疤想，如果连共产党的干部都保护不了自己的亲人，那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这份锥心之痛，后来化作她办案时最锋利的刀刃。

平反后重回公安岗位的刘丽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审判“四人帮”。

她熬了三个通宵翻阅卷宗，指着江青鼻子列出11项罪名，主张顶格处罚。

可陈云同志拍板“重罪轻刑”，最终只判了有期徒刑。

走出法庭时她心里堵得慌，但转念一想，法治不就是要在愤怒和理性间找平衡吗？这次经历让她明白，反腐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而是要织一张密不透风的法网。

1983年升任中纪委常委后，刘丽英真正开始了“打虎”生涯。

她办的第一个大案就碰上个硬茬——江西副省长倪献策。

这人仗着资历老，在南昌城里横着走，谁敢查他就威胁“让你全家没好果子吃”。

江西本地干部吓得集体沉默，刘丽英带着工作组蹲在招待所里啃馒头，从银行流水一笔笔倒查。

有天半夜有人往她房门缝里塞纸条，上面画着带血的刀。

她冷笑一声把纸条烧了，第二天照样下乡取证。

三个月后，倪献策锒铛入狱，老百姓放鞭炮庆祝了三天。

1999年的沈阳“慕马案”更惊心动魄。

副市长马向东把沈阳市委变成自家后院，光赌博就输掉上千万公款。

刘丽英带队进驻时，有人往她房间里打电话，听筒里传来婴儿啼哭声,这是赤裸裸的恐吓，暗示要对她孙子下手。

老太太把电话线一拔，带着工作组住进军区招待所，调来两个排的战士站岗。

辽宁省委有人来“打招呼”，说“家丑不可外扬，处理一两个虾兵蟹将就行”。

刘丽英把茶杯往桌上一顿：“我是中纪委派来的，不是来和稀泥的！”她带着人挖了两年，把包括沈阳市委书记、副市长在内的122名官员送进监狱，连幕后的副省级干部也没放过。

最传奇的要数无锡邓斌案。

主犯邓斌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靠着非法集资搞出32亿惊天大案，审讯时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撒泼打滚。

年轻干警拿她没办法，刘丽英穿着便装走进审讯室。

邓斌抬头看见她，突然像被抽了脊梁骨似的瘫软下来,她后来交代，刘丽英的眼神让她想起当年批斗会上那些宁死不屈的老党员。

三小时后，邓斌竹筒倒豆子般交代了所有同伙，牵出从北京到上海的五十多个保护伞。

在纪委工作的二十三年里，刘丽英总结出一套“铁板钉钉带拐弯”理论。

她说证据就像钉子，直着钉容易被拔出来，拧个弯就牢不可破。

有次查某部长公子，对方拿出老战友写的条子求情，她把条子拍在桌上：“当年我家人被害时，你们这些老战友在哪？”

还有开发商往她办公室搬现金，她直接让人把钱送到纪委廉政账户，转头就把开发商送进了监狱。

2002年离休时，91岁的刘丽英住在普通居民楼里。

记者问她后不后悔得罪那么多人，她指着客厅里挂的“实事求是”字画说：“我这一辈子，对得起这三个字就行。”

2018年接受采访时，她还能清晰报出当年办过的每个案子编号。

有贪官家属至今还在网上骂她“六亲不认”，可沈阳中街的老百姓记得，自从慕马案后，冬天供暖再也没断过.

无锡的退休工人知道，邓斌骗走的钱后来大部分都追回了。

这位老太太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执纪者必先守纪”。

她没写过反腐专著，没收过锦旗，退休金够买菜看病就行。

但每当中纪委新入职的年轻干部翻开档案，看到那些被她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名字，就会明白：反腐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用一辈子去守护的信仰。

那些在深夜里亮过的审讯灯，在火车站蹲过的逃犯，在恐吓电话里保持过的镇定，最终都化作了老百姓口中那句“青天大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