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汶川地震，成都军区某位军长，猛的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厉声训斥一名手下：“胡闹，她都83岁了，怎么还可以到前线参加救援工作，快派人把她送回去！”

这句话刚落地，陈菊梅就拄着木棍掀开了指挥部的帐篷帘子。当时的陈菊梅满头银发，身上那身军绿色服饰沾满了泥点子。陈菊梅把自己的证件往那张摆在断墙边的办公桌上一拍，声音虽然沙哑却很有劲，说陈菊梅就是302医院的陈菊梅，现在的汶川灾区就是陈菊梅的战位。

当时是2008年5月13日，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陈菊梅其实才刚座完心脏手术不久，家里人怎么拦都拦不住。陈菊梅只丢下一句“国家有难，陈菊梅是军人”，就带队出发了。

这种凡事都冲在最前面的倔脾气，得从1954年陈菊梅赴苏联留学时说起。那时候陈菊梅被选派到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攻读传染病博士学位。

陈菊梅刚到苏联时，对俄语完全一窍不通。为了能听懂课，陈菊梅把自己关在屋里死磕语言关，最后硬是在这所名校拿到了所有科目全是5分满分的成绩单。

苏联的导师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满分是6分，一定要给陈菊梅打6分。1958年1月，陈菊梅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了学业，带着几百本宝贵的医学资料回到中国，直接进入了302医院工作。

回国后的陈菊梅迅速展现出了深厚的功底。1963年的某天，302医院门诊部收治了一位二十多岁的男性外语教师。

这位病人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因为乙型脑炎后遗症已经深度昏迷，四肢僵硬得像石头，身体扭曲成反弓形。在来到陈菊梅面前之前，这个年轻人已经被三家大型医院拒收了。陈菊梅当时仔细观察后，果断说这个病人陈菊梅负责。

为了救人，陈菊梅摸索出了一种从病人腰椎管部位注入地塞米松的方法。这就是后来在国内首创的“鞘内注射法”。经过陈菊梅四个月的坚持治疗，这位原本被认为没救了的老师竟然重返讲台，这种方法后来救活了无数脑炎患者。

然而，真正的难关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比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陈菊梅当时在政治上遭受了不小的冲击，生活和科研环境都极其恶劣。

但陈菊梅心里始终惦记着如何摘掉中国“肝炎大国”的帽子。陈菊梅发现乙肝患者的转氨酶总是降不下来，这成了当时肝病治疗的死穴。陈菊梅开始钻研中药五味子的降酶功效，但陈菊梅自己的身体却出了问题，频繁发作的扁桃体炎和肾炎严重拖累了科研。

陈菊梅为了不让病痛耽误工作时间，竞然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先去摘除了扁桃体，接着又割掉了阑尾。陈菊梅觉得牙齿也可能有隐藏的病灶，于是分三次把满口的牙齿全部拔光了。

陈菊梅当时对痛心的丈夫说，只要能研究出降酶药，摘掉陈菊梅身上任何器官都值得。鲁迅先生曾说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陈菊梅就是用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最终从五味子中成功提取出降酶成分，研制出了“肝得安”系列新药。

陈菊梅不仅自己拼命，还特别看重为国家传染病事业储备人才。1996年，已经71岁的陈菊梅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一眼就看中了在病理研究方面极有天赋的年轻医生赵景民。陈菊梅觉得赵景民是302医院病理学科最需要的领军人。

于是陈菊梅先后五次从北京飞到上海，亲自去找赵景民所在的单位领导沟通，甚至直接去赵景民家里做工作。

赵景民被陈菊梅这种大科学家的诚意彻底打动，最终举家迁往北京。后来赵景民在传染病病理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足以证明陈菊梅当年的眼光和苦心。

回到2008年的灾区，陈菊梅面对军长的阻拦，喘着气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陈菊梅干了一辈子传染病，这个时候不留在前线，那陈菊梅这辈子就白活了。

军长最终被这位老兵的意志折服。陈菊梅拄着那根木棍，走遍了北川、什邡、绵竹的每一个重灾区。陈菊梅当时跪在烂泥里给伤员做检查，膝盖皮都磨破了，陈菊梅也只是简单擦一擦就继续走。

陈菊梅一生攻克了近60种传染病，把慢性重型肝炎的死亡率从85%降到了38%。陈菊梅的老伴陈国仕曾感慨陈菊梅这辈子就是“挺苦，挺累，挺快乐”。

陈菊梅在2003年非典时期也是这样，78岁高龄连续三天三夜不合眼。陈菊梅始终把战场设在病房里，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责的死守，让陈菊梅这个名字成了传染病领域一座绕不开的丰碑。

直到陈菊梅晚年，依然坚持在诊室坐诊，陈菊梅用这一辈子的时间，真正践行了那句“这里就是陈菊梅的战位”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