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已经三十六年，关于由哪位大家来抬灵柩引发争议，沈钧儒巧妙提出折中方法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闸北一条幽暗的弄堂里灯火未息，九位不同身份的来客在狭长的天井里静静候着。他们是刚刚成立的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蔡元培、宋庆龄、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萧三、沈钧儒，还有一个远在陕北电报致哀的毛泽东。名单跨越了政界、学界、海外友人，足见这位“弃医从文者”在上海滩留下的巨大磁场。
消息传开得很快。租界的几家大报连夜加版，黑框粗体写下“鲁迅病逝”四字。南京当局虽然忌惮他的笔锋，也暂未阻拦吊唁人流。上海当时正处“一二·九”运动余波，警署时而派人盯防，却被一拨拨学生的黑纱白花冲散。有人说，短短两天里，寒风中排队弯到四川北路口的人足有两万，他们带来菊花、素帛，悄声相告：这是送先生最后一程。

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那是一座仿哥特式的灰色建筑，墙角仍留着八一三事变的弹痕。上海的西洋医生宣判死因是“肺源性心脏衰竭”，而许广平只记得丈夫最后一声“冷”。午后，日籍雕塑家奥田杏花在昏黄灯下为鲁迅翻制面部石膏像，他边擦汗边嘟囔：“先生的脸太瘦了，骨骼漂亮，却让人心酸。”冯雪峰在旁沉默，连烟都忘了点。
吊唁厅里最动情的，是那些带着墨香的年轻脸孔。他们翻着《呐喊》《野草》，一遍遍对同学轻声朗读。有人哽咽：“没有先生，我们还写什么抗战文稿？”另一人拍拍他的肩：“写下去，先生就是这么活着的。”窗外秋雨拍打铁栅栏，把这句话敲得铿锵作响。

真正的难题，并非如何致哀，而是葬礼上的抬棺名单。20日晚的筹备会陷入僵局。胡风力主由纯文艺界八人扶柩，“先生是我们的旗手，应该由笔墨人送他走完最后一段路。”章乃器摇头：“先生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民族的脊梁，怎能把大众挡在外面？”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
“如果一半路程由文艺界承担，到了公墓再由各界接棒，可行否？”沈钧儒一句话，让屋里的火药味骤降。他提出：起灵时由胡风、巴金等文学弟子抬柩，以示师生情；乘车抵达公墓后，再交由救国会和工商、学界代表共同落葬，体现“民族魂”的意义。蔡元培抚须点头：“此议中肯。”众人相视，无人再执拗。

22日下午1点50分，殡仪馆内钟声响起。棺盖封严，覆盖一面白底黑字“民族魂”大旗。侄女周海婴捧着遗像，小声嘱咐：“伯父放心。”队伍迈出大门，天空突然放晴，几缕阳光透过云层落在木棺上，闪了一瞬又被秋风抹去。沿途商铺自发拉下半片卷帘，车夫下车脱帽。有人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低声哼着《送别》。

越过公共租界的路口，警察并未干预。4点半，队伍抵达万国公墓。磴道两旁堆着黄菊，泥地潮湿，却无一人退后。宋庆龄拄杖立于墓前，微微鞠躬；蔡元培朗声读出悼词，没有空洞的颂辞，只一句：“愿这具身骨埋藏，但他的文字将继续说话。”随后，先是胡风、冯雪峰等八人执绳，稳稳放下棺椁；接着章乃器、王造时等上前，将绳索接过，慢慢使棺木就位。最后一掬黄土抛下，旗帜随风铺展，黑底白字在暮色中尤显沉毅。
人群陆续散去，脚步压出沙沙响声。夜色包围公墓，石碑旁却早已有人点起小油灯，铺开稿纸。那位年轻人说：“先生写过的，我们得接着写。”同伴递给他一瓶墨水，轻轻应声：“是啊，他教过我们，不可停笔。”风声里，远处的码头汽笛替他们合了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