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两名团长密谋叛变，旅政委派第三团长监视，却没想到连他自己也动了叛变心思！
1940年初冬，淮北指挥部接连下发整顿地方武装的电令，要求各旅在一周内完成政工系统的配套。对六旅而言，这不过是一纸常规安排，却在暗处点燃了三位团长心底的火药。地方队出身的吴信容、耿蕴斋和刘子仁，始终把“指挥权”当作安身立命之本；而来自延安的新规矩，恰恰要把指挥权置于党委领导之下。看似技术层面的调整，实则触碰了他们多年的旧军阀习气。
吴信容是萧县人，早年在县里当过联保主任。日军南下后，他凭着六百多条枪闯进八路军序列，被编为十八团团长兼副旅长。原旅长谭友林调延安后，副职的他本以为扶正在望，不料总部却派来年仅二十六岁的饶子健任代理旅长，还顺带给十八团配齐了政委和指导员。吴信容懊恼地对副官嘀咕：“凭什么外来干部骑在老子头上？”副官劝他忍耐，他却狠狠摔了茶碗。

耿蕴斋更早嗅到“示弱”的不祥味道。地主出身的他，几番易帜，从苏鲁豫支队到新四军三总队，最后只带着一个警卫连被编进六旅特务团。权势骤减，地盘骤小，他把失落写在脸上，连夜跑去找吴信容密谈，两人一拍即合。一个月里，他们密信往返，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回头路也许才是生路。”
12月10日清晨，旅政委吴芝圃踏着霜雪到了十七团驻地。表面上是检查冬训，骨子里却想敲打一下风声最紧的两位团长。他挑选了“老实可靠”的十七团长刘子仁作陪。刘是西北军老底儿，人缘不错，枪也硬，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晚间，三人围炉闲谈，吴芝圃提笔写下一纸调动命令，请刘翌日率部接管十八团驻地。门一关，刘却悄悄把纸条递给吴信容：“政委要动你们，自己看着办。”吴信容眼一眯，“兄弟，是福是祸？”刘低声答道：“一起走，比留在这儿挨整强。”不到半刻，耿蕴斋也被唤来，三个人当场拍板：后天拂晓，拔营南渡，径投汤恩伯。

决心一定，动作迅速。11日夜，刘的亲兵先将旅部联络员扣下，通讯被切断；12日黎明，他们以“夜间演练”为名集合部队，随后软禁了吴芝圃及四十余名政工干部。两千出头的枪口转向南方，同仇敌忾顷刻变为兵戎相见。彭雪枫得报，火速调一、二团截击，却只捞回一部分掉队的新兵。战马扬尘中，三支叛变部队越过永城东北的姜楼，扑向国民党防区。
表面欢迎的汤恩伯，很快露出了多疑本性。他收缴了三人部分重武器，只允诺职衔，“待遇从长计议”。吴信容被挂了个副旅长头衔，实际兵权寥寥；耿蕴斋分得的是“副总指挥”空名号；刘子仁凭人马最多，被编进新编第五十四师，但各营都插进了中央军连排长，防着他再度掉头。

脱离根据地后，现实远比想象尖锐。1942年，常年辗转、缺医少药的吴信容积劳成疾，客死异乡；耿蕴斋在内斗中屡遭架空，解放战争后期索性带残部悄悄投向人民解放军，凭着子女早已参加革命的缘分，被宽大处理，1962年病逝家中；刘子仁最富野心，他先是替日伪守城，后又指望靠“反共战功”在国民党混出头。1949年四川风声鹤唳，他打出起义旗号，自信可借此洗白，未料镇反时旧账一笔不少，1950年秋，铁锁加身的他在商丘西门外倒下。

有人感慨，三个人的结局是“咎由自取”。然而透过表象，另一个事实更值得玩味：在敌后那场大规模的整编里，地方武装的老首长们骤然失握实权，心中落差急剧放大；而对整个抗战体系而言，设置政工与归口领导又是稳军心、抗渗透的刚需。本该弥合的缝隙，最终在信任失准与个人私念的双重撕扯下被撕得更大。彭雪枫事后检讨，说过一句重话——“用人不察，犹如弃关开门”。短短三天的内变让六旅元气大伤，也逼得根据地之后在干部遴选与监护制度上层层加码。
历史并非单向行驶的列车。吴、耿、刘的抉择与归宿，提醒后来者：时代风浪凶险，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一旦失衡，再大的队伍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改旗易帜；而改过去向，固然不难，但新东家究竟收不收、信不信，却从来不是叛将能左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