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她父亲逼着19岁的她嫁给恩人的儿子，谁料，30年后，她的名字响彻世界。她就是殷玉珍！


十九岁的殷玉珍被她父亲叫到土炕前，炕桌上摆着一壶奶茶，气氛不像商量，更像通知。


父亲说，当年他在毛乌素沙地深处迷了路，渴得快要倒头时，是白家的人递来一碗水，把他领出了沙窝子。


这恩情报了多年，最后落在闺女身上。父亲说：“答应下的事，人不能反悔。”


婚礼办得极简。殷玉珍坐上借来的毛驴车，嫁妆里除了被褥和一只红漆木箱，她父亲还硬塞进去几株杨树苗。


他说沙窝里缺的就是这个，带着吧，兴许能用上。驴车走了大半天，大路变小路，小路最后淹没在黄沙里。


到井背塘时，天已近黄昏。殷玉珍下车，看见白万祥的家半埋在沙坡下，门窗朝北，为的是躲开大风。她当场红了眼眶，但没出声。


头一夜，沙子从窗缝往里漏，第二天一早，枕边薄薄一层黄。白万祥是个闷葫芦，不解释，只是早起扫沙、滤水。那水喝进嘴里，牙碜。


殷玉珍几天没跟他说完整的话。她想过走。有天凌晨，天真黑着，她揣了块干粮就往外走，朝着来时的方向。


走了两个多小时，太阳出来，四周沙丘一个连一个，她忽然认不出哪是哪了。


白万祥骑着毛驴追上来，没责备，从褡裢里摸出一个水壶递过去。她没接，蹲在地上，脸埋进膝盖里。


回到那间沙窝房，她盯着父亲给的那几株杨树苗发了半天愣。苗子在盆里快干死了。


她不知怎的，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跑不出去，那就把这里变个样，种树，种到能住人。白万祥听了，只说了句：“我挖树坑，你指哪儿我挖哪儿。”


从那年秋天起，两口子的日子就围着树苗转。井背塘没水，得到十几里外去拉。他们赊了一头毛驴，专用来驮水。


殷玉珍从娘家那边讨来耐旱的沙柳条和沙蒿籽，一车车往回运。头一年，她跟着白万祥种下去六百棵杨树苗，满怀期待地浇了水。


第二年开春，风沙过去，活下来的不到十棵。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干脆被埋得没了顶。


她没撂挑子。那几年，他们把卖羊的钱、卖粮的钱，几乎全填进了树苗里。


殷玉珍慢慢摸出一个土办法：先种灌木把沙绑住，等沙不流动了，再上乔木。这个顺序不能乱。


于是沙柳、沙蒿先成片插下去，像编辫子一样把沙丘锁住，再在中间补种杨树、柳树。


水不够，就把淘米水、洗菜水攒起来；冬天落雪，她把雪堆到树根底下。


日子具体而琐碎。每天四点多起床，锅里熬上稀粥，就着咸菜吃完就出门。中午不回来，带上一袋炒米和一壶凉水，蹲在沙窝子里吃。


孩子在沙地上爬大，小时候玩的不是泥娃娃，就是树棍和土块。有一回春旱，刚补种的几千棵苗子一夜大风后埋了半截。


殷玉珍拿着铁锹，一棵一棵往外刨，手指甲缝里渗出血丝。白万祥跟在后面沉默地补种，两个人在沙梁上忙了三天，夜里回家，胳膊酸得端不住碗。


就这么一年压着一年。黄沙慢慢往后缩，绿色往前拱。先是房前屋后有了阴影，接着是一道沙梁、两道沙梁被缠上了绿网。


驴车换成了拖拉机，拉水的路也修平了。过路的牧民停下来，发现井背塘居然能听见鸟叫，都以为是走错了地方。


三十年转眼过去。2015年前后，殷玉珍已经快五十岁，头发白了一半，脸上刻着风沙留下的纹路。


井背塘变了模样，她种下的林子连成了片，据说有六万多亩沙地扎下了根。


数字各家报道可能略有出入，但站在高处看，确实能看见毛乌素边缘横着一条清晰的绿带子。


她的名字也就是在这时候传开的。先是国内的报纸来了记者，后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方面的会议也给她发了邀请。


她坐了几回飞机，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台发言，手里攥着稿纸。


翻译在耳边小声传话，她讲不了大道理，只讲怎么挖坑、怎么背水、怎么在干沙里把一棵苗扶正。


台下有外国人提问，她听不太懂，就笑着伸出自己的双手——那双手布满老茧和裂口，然后竖起大拇指。掌声响起来的时候，她有些局促，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各种荣誉陆续到了头上：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摄像机架到井背塘，让她站在林子里录像。她脚在地上蹭了蹭，说：“你们拍树就行，拍我干啥。”


如今再看，1985年那门亲事像是一个阴差阳错的起点。如果当年她没有坐上那辆驴车，如果她第一次逃跑时认对了路，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可事情偏偏这样发生了。她留在了井背塘，把一场被动的婚约，过成了自己一手打理的日子。


殷玉珍现在还是早起，偶尔拎着铁锹去林子边缘转悠，看看新栽的苗子歪没歪。风吹过树梢，声音和三十年前吹过赤裸沙丘的呼啸已经不一样。


她的背影和当年那个在沙地里哭泣的少女重叠在一起，只是手里多了把铁锹，身后多了一片能遮荫的林子。


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