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地下党张英以中央来人有要事相商为由，将已入睡的同事丁惟尊叫出门。他的妻子傅玉真也在一旁帮腔。丁惟尊以为有重要机密要说，便跟着出了门，然而没想到的是，半路上，丁惟尊却被张英当场击毙，这是为何？
 
事情还得从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傅玉真发现丈夫丁惟尊越来越奇怪，原本话不多的一个排字工人，最近总在半夜里悄悄爬起来，问他去哪儿，他就含糊地说去茅房，可一去就是大半个钟头。
 
白天回家，他眼神飘忽，说几句话就要走神。傅玉真心里那根弦一点点绷紧了，因为这段时间，青岛城里好几位老资格的地下同志陆陆续续被抓，时间点诡异得让人发寒。
 
她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十六岁那年，她就跟着哥哥傅书堂在高密给党组织跑腿送信，后来调到青岛，在党组织里正式入了党。
 
她见过太多同志的脸，也见过太多血。靠着这些年练出来的嗅觉，她不动声色地翻了丈夫藏在柜子底下的一些纸片，又借机偷听了几次他和外人压低嗓门的通话。证据一点一点凑齐，她那颗心也一点一点凉透了。
 
枕边的男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跟她在油墨味里谈理想的青年。他被叛徒王复元拉了过去，跪着舔了国民党递过来的那块糖。
 
傅玉真没有哭闹，也没有摔东西。她在灶台前洗碗的时候，水珠子顺着指缝往下滴，她脑子里只翻来覆去一个问题：告诉组织，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装糊涂，她可以继续做丁太太，柴米油盐过一辈子，丈夫升官发财了说不定还能给她置办金镯子。可那些被丈夫卖掉的同志呢？那些她叫过哥哥姐姐的人，他们的孩子怎么办？
 
她想了一整夜，第二天天没亮，就摸黑去找了组织上的人，把丁惟尊叛变的事一五一十地汇报了。
 
汇报完那天下午，丁惟尊回到家，假装很轻松地告诉她，要回一趟高密老家。傅玉真心里咯噔一下——高密那个火车站，是组织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她太清楚了。
 
丈夫这一趟回去，是要去当带路的狗。她那张被印刷车间烟灰熏粗的脸上，硬是没显出一丝慌张，反而笑着说，自己也好久没回去看爹了，正好搭个伴。
 
丁惟尊愣了一下，上下打量她。这丫头平日里老实得跟块木头似的，碰到事就只会抹眼泪，带上她，反倒能掩人耳目，看着更像小两口回门。他点了头。
 
火车一路况且况且地往高密开。车厢里挤满了人，煤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丁惟尊坐立不安，一趟接一趟地往车厢连接处跑。
 
傅玉真借着上厕所的由头跟过去一回，从门缝里瞄见丈夫正和几个陌生面孔的男人交头接耳，那神情像一群盯着猎物的狼。她退回座位，攥着衣角，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到站之后，必须把人救出来。
 
火车一停稳，丁惟尊抢先挤下车，眼睛跟探照灯似的在人群里搜。傅玉真趁着混乱，一头扎进出站的人潮里。她没往家走，而是逆着人流在站台上转。哪些同志今天会来接头，他们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化名，她全记在脑子里。
 
她装作买东西，凑近一个卖花生的小贩耳边吐了几个字；又装作问路，撞了撞另一个挑担子的胳膊，使了个眼色。短短十几分钟，她像泥鳅一样在站台上穿梭，硬是把几条命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
 
当天，特务在车站扑了个空，几位接到信号的同志全部安全撤走。丁惟尊回到家，脸黑得像锅底，傅玉真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给他端茶倒水，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
 
接下来的几天，她按照组织的安排，每天演戏。她要让丁惟尊觉得，自己依然是那个什么都不懂、对他言听计从的小媳妇。
 
终于，一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夜里，傅玉真敲开丈夫的房门，凑到他耳边说，中央派人来了，有要紧的大事要单独跟他谈，事成之后前途不可限量。丁惟尊正做着升官发财的梦，听了这话两眼放光，连鞋都来不及系好就跟着出了门。
 
走到青岛滋阳路一处偏僻地段，化装好的张英已经等在那里。一声闷响，丁惟尊连最后那句悔不当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栽倒在了石板路上。
 
事情还没完。丁惟尊一死，王复元起了疑心，又有些惋惜，几次三番跑到傅玉真家里来，假惺惺地安慰这个"小寡妇"，话里话外想把她也拉下水。
 
傅玉真表面上哭得梨花带雨，背地里把王复元的一举一动、每一次出行的时间地点，全都记下来送给组织。后来她打听到王复元要去一家皮鞋店取定做的鞋，张英和王科仁提前埋伏在店里。这个叛卖了无数同志的恶魔，最终也倒在了自己曾经踏过的血路上。
 
这一年，傅玉真才十八岁。她没受过任何特工训练，也没摸过枪，只是一个在印刷车间做过工、给哥哥跑过腿的姑娘。她做出的选择，比战场上的厮杀还要疼——因为她要亲手撕碎的，是自己刚刚搭起来的小家。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傅玉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悄悄回了高密老家。1935年，她遇到了同样信仰坚定的马馥塘，两人结了婚，重新走上了革命的路。
 
她这辈子做过最难的一道选择题，不是敌人还是同志，而是在一个"妻子"和一个"党员"之间，到底站在哪一边。她用十八岁那年的一声枪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