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胡宗南爱上了黄鹤云，听说她已有丈夫时，胡宗南给了她1000大洋，说："钱归你丈夫，你是我的了！"


十一月初，霜就落了满城，胡宗南的公馆里早早烧起了壁炉。他那年整整四十岁，已经做到第一军军长，辖下的部队驻在陕甘一带，在外人眼里正是权柄日重的时候。


可回到这间挂着军事地图的办公室里，他常常一个人坐到深夜。煤油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桌上摊着《大公报》，翻了半页就搁在那儿。


四十岁还没成家，在老家浙江孝丰算件稀罕事，在这西北军帐里，更像个说不出口的缺口。


底下人看在眼里，副官老陈跟了他六年，最知道分寸。那天的饭局设在南院门的聚丰园，本是当地商会做东，请军部几位长官吃个便饭，暖一暖入冬的关系。


胡宗南原不想动，后颈的老伤犯了，转头发僵。老陈一边给他披大衣，一边低声说了句：


“听说有位黄鹤云小姐作陪，是从南京回来的，原先在上海念过书。”胡宗南系扣子的手顿了顿，没吭声，抬脚上了汽车。


聚丰园的暖气烧得足，包厢里浮着酒气和羊肉味。黄鹤云是后半段才进来的。


她没穿那种时兴的亮片旗袍，只着一件藏青色素面旗袍，外面罩了件半旧的灰呢大衣，进门时正在解围巾，露出一截白净的脖颈。


包厢里七八个男人，说话声都大，她却安静得很，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转着一只白瓷茶杯，偶尔搭几句话，声音不高，尾音带着点南方口音。


胡宗南坐在主位，那晚酒喝得比平时急，菜没动几筷子，眼神却总往那边飘。黄鹤云笑起来的时候，左手会无意识地抬起来，碰一下右耳垂上的珍珠坠子。


那个小动作很轻，但胡宗南看见了，他放下酒杯，杯底磕在玻璃转盘上，响声很脆。


席散的时候，夜已经深了。胡宗南没让人送，自己坐在福特车的后座上，把军帽摘下来搁在膝头，车窗降下半寸，冷风灌进来，他却觉得脑子更清醒了。


第二天晌午，老陈径直走进办公室，把一页薄纸放在堆满电报的桌角，话很短：“黄小姐，二十四岁，男人姓周，做绸缎生意，铺子开在粉巷，成家两年了。”


胡宗南正在练字。他握毛笔的姿势是跟人正经学过的，悬腕，中锋。


那天临的是《九成宫》，听到老陈的话，笔锋在“泉”字的竖钩上停了一瞬，墨滴在宣纸上洇出个越来越大的黑点。


过了三天，西安落了场薄雪。胡宗南没穿军装，换了身青布长衫，像个体面的客商，只带了老陈一个人，汽车停在粉巷口，他步行进去。


绸缎铺子门面不大，柜台后头码着几匹花布，那个姓周的男人正拿着算盘对账，指头上沾着蓝墨水，鼻梁上架着副铜腿圆眼镜。


“您找哪位？”周掌柜从算盘后面抬起头。


胡宗南没坐，从长衫内袋里抽出一张银票，展平了，直接拍在红木算盘上。


他开口，声音不高，甚至没什么起伏，就像在阵地上标定一块高地的归属：“钱归你丈夫，你是我的了。”


煤球炉子烧得正旺，铁皮水壶在炉盖上呜呜地响，却没人伸手去提。周掌柜的脸涨得通红，又倏地变白，手指捏着那张银票的边缘，纸面簌簌地颤。


他低头去看票面上的数目，一千块大洋。他的铺子起早贪黑，三年也未必挣得出这个数。


黄鹤云就是这时候从蓝布帘子后面出来的。她手里还拿着件织了一半的男式毛衣，两根竹针交叠着，线头拖得老长。


看见胡宗南，她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怒容，仿佛早就知道门口会站着这么个人。她的目光掠过桌上的银票，又落在自己丈夫身上。


周掌柜的后背已经弓了下去，额头几乎要抵到算盘的横梁，那只捏着银票的手慢慢收回去，塞进了棉袄内袋。


黄鹤云把毛衣和竹针轻轻搁在柜台上，右手的珍珠坠子晃了晃。


她转身回了里屋，收拾东西的时间很短，再出来时手里只提了只半旧的棕色皮箱，大衣已经穿戴整齐。


她伸手推开店门，冷风卷着雪沫子扑进来，胡宗南站在门边，伸手替她掀着厚实的棉门帘。


她侧过身出去，皮鞋跟在青砖地上敲出清脆的声响，一步，两步，没有回头。


老陈后来跟人回忆说，那天回公馆的路上，胡军长一直没说话，但车后排的烟味很重。


黄鹤云在西关外的一所小院里住下，胡宗南去得并不频繁，军务实在太多。他让人送米送炭，冬天窗上的霜花结了又化。


偶尔夜里去，也多是沉默地坐着，看她织那件始终没完工的毛衣。


变故来得快。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的枪声打破了城里的僵局，胡宗南彻夜守在军部，之后是整编、移防、抗战军兴，人事像流沙一样从指缝漏下去。


黄鹤云在那间小院里住了不到两年，后来去了哪里，说法不一。


有人说胡宗南又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去了重庆；也有人说她在一个清晨独自搭上了西去的火车，皮箱还是原来那只。


1947年，胡宗南在南京与叶霞翟成婚，报纸上登了满版照片。


西安城的老茶客们偶尔还会提起粉巷那间绸缎铺子，提起那一千块大洋，当作冬日里的消遣。


历史的账本翻过去，有些数目结得清，有些数目，连当事人也未必算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