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广东调集万余干部却遭方方拒绝，毛主席回应：我难道就不能批给你们吗？
1949年4月末，长江水位正涨，解放军炮声一路南下，南京失守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这才真切感到：旧时代的钟声快敲完了。可就在胜利在望的热潮中，一个看似细微却暗流汹涌的难题摆在中央面前——南方城市谁来接管？
北方诸解放区已积累了数万名熟悉政务、金融、公安的干部，为了让南粤这颗经济明珠迅速复苏，中央决定从晋冀鲁豫、陕甘宁等老区抽调一万余名骨干南下增援。名单上，许多都是在枪林弹雨里淬炼出来的“老革命”。中央考虑到广东的通商地位，既要维持社会秩序，也要接管海关、邮电、金融这些专业口岸，调兵遣将势在必行。
8月1日，方方奉命同叶剑英、张云逸一起组成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班子，实权在手。他对家乡的情况门儿清：早年在普宁洪阳办农会，又在潮汕、闽西南拉起游击队，整整三年靠着山林与海岛硬撑，硬是把一支不足千人的残部养成能横扫县城的劲旅。1937年到延安，毛主席曾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在南方打的不容易。”那份底气，方方一直记在心里。

到了1949年9月，广州外围战事已尘埃落定。华南分局开会商量进城接管事宜，叶剑英翻开中央的干部调拨电报，名单厚得像本家谱。透过窗子吹进来的潮湿海风，方方皱着眉。他放下茶杯，只说了一句：“我们的干部够用。”身旁的参谋愣了愣，小声提醒：“中央可是精挑细选了一万多号人哪。”方方摆手，“广东不是荒山，没有人？怎么会呢！”
这股子执拗很快传到北平。毛主席听完汇报，把烟在烟灰缸里磕了磕，淡淡地问：“方方说他们自己行？”在场的人都点头。主席笑了笑，“既然嫌多，那就暂时不给广东了，留着别处用。”一句话，把原本板上钉钉的支援计划按了暂停键。

很多人以为中央会因此严厉问责，结果并没有。原因并不复杂：广东的确汇聚了一批在抗战、游击乃至香港地下交通站里淬火的本地干部。他们通闽粤客家、潮汕方言，熟悉乡绅脉络，又与南洋侨社多有渊源。相比北方来的政工骨干，这些人下到县里更容易站稳脚跟。
话虽如此，广东要想在短期内盘活财政、整合警备、恢复商业，仍缺少懂宏观经济和工业管理的人才。于是，一场折中方案悄然成形——中央不再一次性空降万人，而是按专业划拨，小批量、分阶段南调；广东则将本地游击干部集中培训，优先充实县以下空缺。这样一来，既没有让老区“掏空家底”，也保留了地方原有的肌理。
如果把目光再往前移两年，会发现方方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1947年至1948年，他在香港负责南方工委的秘密交通线。每当夜幕降临，一艘小艇从九龙半岛悄悄启航，船头只挂盏昏黄的灯笼。船仓里既有上海银行家的金库账册，也有学者、剧作家，还有手握“地方谈判权”的桂系将领。有人回忆那段旅程时说：“一觉醒来，已看不见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心里却踏实了。”总计1000多人被安全送往华北，其中115人坐进了政协礼堂。

再往前追溯到1934年冬天，红军主力踏上漫长征程，南方根据地几成孤岛。方方和谭震林、邓子恢在闽西南组织南方游击支队。山高林密、白色恐怖、粮弹奇缺，他们硬是用石灰画路标、用咸鲅鱼换情报，熬过了最黑暗的三年。游击区里办起简易干部学校，年轻山民白天种地，夜晚围着松枝火念《农村工作提纲》。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县、专区乃至省级骨干。
广州于10月14日光复后，大量文件、票据、档案被国民党带走或焚毁，省市厅处门洞大开。方方亲自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粤汉铁路大楼，把仅存的账本、保安队记录抢救出来。有人提醒他，小心地下特务。“放心，”他笑着说，“东江的夜更黑，这点场面吓不倒我们。”短短一周，公安、粮政、邮政系统全部恢复办公，街市重新开张。
新政府运转起来，干部交流的必要性才真正凸显。首批经协商南调的二百多名财政、司法、卫生专门人员于11月到粤，他们带来北方的经验，也很快融入本地班子。后来回顾这段磨合，有人评价：中央与地方的一次“默契磨合”，既保持了宏观布局的统一，又尊重了基层实际，成为日后全国干部流动模式的雏形。

1952年夏天，方方被增补为华南分局第五书记，旋即主持土地改革收官。他在潮州开会时对县干部说：“田土分了，心也要分给老百姓。”话音未落，会场外的老农高声应和：“分完田，还得教我们种好！”这种互信，正是广东十年烽火中慢慢化出来的。
一场看似僵硬的“拒收”风波终究被时间消解。毛主席后来调侃：“你们那位方同志，很会过日子。”谁也不清楚这句话是批评还是肯定，但有一点明确——广东在最短时间内走上正轨，离不开中央的宏观谋划，也离不开本地人对山海风物的熟稔。一万多名老区干部最终分赴广西、云南、贵阳、海南，成为另一片土地上的种子；而岭南大地上，那些在枪火与台风中历练出的本土干部，也用事实证明：时代的接力棒，他们接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