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历史上曾出现一种非常特殊军衔，师长、军长以及副司令都有可能被授予这种奇特军衔！
1937年冬，重庆嘉陵江畔的灯光刚亮，一场临时军事会议却持续到深夜。有人压低嗓子抱怨：“副司令还戴着‘中将加上将’，真闹心。”会议室里顿时一阵窃笑，又迅速归于沉默，这种尴尬足够说明问题——那枚名叫“加上将”的袖标，到底该挂在谁的肩膀上，没人说得清。
若把镜头往前推二十五年，北洋政府成立时就给军衔分了三等九级，看似严谨，可各路督军坐镇一方，动辄自封“镇威将军”“靖寇将军”，条例形同虚设。到了1928年，蒋介石领军北伐，自信可以把军衔这根缰绳重新拽紧，军政部专门拟定《陆军军官管理条例》，要求审核、考核、才晋升，纸面上光鲜，地方却不买账。

青海马家军就是典型。1932年，马步芳给12岁的马继援报了个上校，却照例得到南京批复。边疆要稳，中央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年龄、资历、功绩三道门槛，一夜间全被踢开。有人形容那时的高级军衔像青海湖的水，只要你肯伸手，总能舀上一瓢。
上海摊子更热闹。1927年，蒋介石为了在江浙沪站稳脚跟，把“少将参议”送给杜月笙，两年后又升为中将。码头工会、青帮地盘、租界巡捕房在这位“非军人将军”手里拧成一股绳，南京政府借此收税、募款、安抚工人，政治账里，军衔成了最便宜也最实用的筹码。
真正让军衔系统彻底脱轨的是1935年的“双轨制”。官方把“正式衔”和“职务衔”并列，后者只看当下职务，不考量服务年限。拿到职务衔的人不用再等资历，战事紧张时还可越级佩戴，于是“中将加上将”应运而生——一个人在文件上是中将，为了方便统筹，却被允许暂时披上上将标志。初衷是灵活，结果成了“想升就升”。

军统系统对灵活二字理解最深。戴笠在情报线上本是少将编制，却习惯把中将肩章留在衣柜，“暗杀完就换装”，他自己曾打趣：“有时候得让敌人看着刺眼，才好办事。”听来像笑话，但笑话一多，就难分真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部队迅速由170万膨胀到400余万。编制追不上扩军速度，军衔倒成了最快的“安慰剂”。川军、桂系、黔军要求“人不够枪凑，枪不够官来凑”，于是原本应该终身难得的中将、少将，大批走入印刷厂，几天后就佩戴在新编师旅的袖口。

第十战区的会议记录显示，胡宗南是司令官，名册里却有三名正上将、十余名中将充任军参谋；职务低、军衔高成了常态。一次军务汇报会上，一名营长对隔壁团长小声埋怨：“你是少将，我是上校，可咱俩领一样的兵，这仗要怎么打？”团长苦笑，只能耸肩。
战争的苦撑并未换来制度的反思。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翻看新递上来的将官晋升表，眉头紧锁，却仍批了大半。次年，汤恩伯虽在河防失利，仍获“中将加上将”。理由写得冠冕堂皇：战功尚著，需资鼓励。到了1949年春，官方统计的“准上将、中将”总数逼近900，几乎是抗战初期的两倍。

数目之外，更棘手的是信任。高级军官多到互不相识，指挥链却越来越脆，需要频繁召开临时会议才能理顺上下级关系。文件里，“调某师归××将军指挥”一句话，看似简单，真正执行时得先琢磨，这位将军是“名义上将”还是“加上将”。
回到前文那场1937年的深夜会议，灯光最终熄灭，参会者各自散去，问题并未解决。军衔原本是等级与责任的象征，却在派系妥协与战事催促中，被削成了一张随手可撕的纸条。纸条多了，徽章乱了，军心也就跟着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