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乔装成病人，仅凭三个精心设计的问题，成功识破了日本间谍的真实身份，他到底问了哪些问题？
1936年12月中旬的西安，阴霾低垂，城门口多了几层岗哨，却仍掩不住街巷里横生的暗流。
市面看似如常：炉火烤红了石榴，骡车叮当穿梭，报童在十字街口吆喝“停战、谈判”的号外；可在放慢脚步的人群里，时不时就能瞥见生面孔，帽檐压得极低，目光锐利。各方情报机关一股脑扎来，仿佛要把古城变成听不见枪响的战场。
这座硝烟未散的战场里，有一位身影显得格外安静——31岁的罗瑞卿。自闽西游击岁月起，他在枪林弥漫与政治教育之间来回穿梭，对“细看、勤问”四字格外相信。也是凭这股劲头，他被周恩来点名担起保卫代表团的任务。
代表团两天前从保安出发，先骑马趟雪，再换汽车、飞机，17日晚落在西安郊外的机场。张学良早早把七贤庄里的北楼腾空，“一切以安全为上”——这是双方默契。罗瑞卿抵达后没有洗尘，转身就钻进街巷，摸清周边地形和住户底细。

治安紊乱与舆论危机同样迫在眉睫。南京那头的电台昼夜轰鸣，骂声直指“赤化分子趁机搅局”。周恩来与张学良决定让留守延安的宣传骨干赶来，组织戏剧、演讲、报纸，给心神不宁的东北军打强心针。罗瑞卿则抓紧排查可疑点，棋盘布局，一步不敢松手。
三天后，他盯上了公馆对面一家新开的牙医所。屋内清洁得近乎过分，药柜里的器械排得像演武场队列。更怪的是，门口守着的伙计说不出本地土话，却能用字正腔圆的关中方言招呼病人。罗瑞卿心里亮起警灯。
营房值班的孙铭九被召来：“晚上换便装，到那儿看看。”试探的人来去数拨，回报皆是“没毛病”。罗瑞卿索性自己出马。他咬碎一颗炒黄豆，小半颗嵌进臼齿，扮成捂脸苦笑的病号推门而入。

医生五十出头，戴金丝边眼镜，衣襟叠得笔挺。罗瑞卿坐下，“牙疼得厉害，吃口凉水都钻心。”
“张嘴，”医生拿出金属探针，轻描淡写地说，“哪里不舒服？”
“后槽牙。唉，这几年在沈阳混饭，落下的毛病。”罗瑞卿故意抛出诱饵。
医生神色未动，却用北京腔回道：“您老乡里哪儿？沈阳可冷。”
第一问，方言破绽便跳出来。湘、川、陕语调他都能辨，眼前这人虽模仿得像，却掩不住关东腔尾音。罗瑞卿转而叹息：“日本人占了我家祖坟那片地，我恨不能当场拼命。”
医生点头应和，却用词生硬：“倭寇固然可憎，可忍则忍，时机未到。”——第二问，态度过于平板，少了东北人特有的咬牙切齿。

拔牙前还得敷药，罗瑞卿瞥到墙上挂着《药王十三方》的拓片，随口问：“药王孙思邈是哪的人？”
“浙江括苍。”医生斩钉截铁。
罗瑞卿轻声一笑，“唐代耀县的高士，怎么搬到江南去了？”——第三问，答案坐实。
牙钳还没举起，门外已闯进两名便衣，霎时制住“医生”。暗格被撬开，短波电台、特制炸药、一封日文密令尽数现身。原来，这名假牙医幼年随家迁沈阳，接受关东军特训，因精通医术和普通话，被派到西安盯梢、伺机刺杀周恩来。

消息传到代表团驻地，无人高声庆贺，只把院墙再加高半尺。周恩来简短一句：“安全无虞，谈判继续。”罗瑞卿点头领命，又换上街头小贩衣衫，钻进夜色。
有意思的是，翌日城中流传着一则段子：有人在茶馆大声考问，“药王老祖祖籍何处？”若答不出或答错，旁人便笑道，“小心被那位高个儿军官请喝茶。”看似玩笑，却在市井间迅速筑起一堵看不见的篱笆——文化常识成了最简洁的哨卡。
回望那几天，外界只记住了兵谏与谈判，少有人留意街角那间诊所与三句问答。其实，正是这一连串悄无声息的较量，让代表团免于暗箭，让蒋介石的面谈得以按时进行。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总有人在暗处把关；他们不追求掌声，只在寒风中擦亮每一盏灯，照亮通往大局的窄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