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哪六位中国名将歼敌数量最多，他们的结局分别是什么？
1942年4月，怒江以西的雨林被炮火震得尘土翻飞。“机枪搬上去！”孙立人压低声音催促，旁边的卫立煌点头：“告诉弟兄们，今晚必须拿下那座山头。”两位军官明白，这片密林的安危，关乎通往祖国的生命补给线。
那条名叫中印公路的曲折山道，是抗战后期赖以续命的血管。为了把弹药、药品运回大后方，新一军与远征军在泥沼里苦战三年，三十三座丛林据点反复争夺，终于在八莫、南坎一线撕开缺口。英国战俘得救，日军被甩进密林，三万余人再也没能踏出热带丛林。远在陪都的统帅部第一次感到，海外援华物资不仅是纸上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船队、一袋袋面粉和一箱箱枪弹。

视线转回华中。1939年秋，湘江水位尚高，薛岳在长沙周围布下“口袋”。焦土政策让城内只剩空壳，而城外形同炼炉。日军第十一军依令南犯，甫一入城，四面火网合拢，三昼夜鏖战，约十万侵略者被阻于湘江边。天炉战术的精髓不在奇袭，而在算准敌方补给极限，诱其深陷，再骤然合围。长沙三次告急三次解围，从此日军南下的锐气被活生生磨钝。
同一战区西侧的徐州平原，台儿庄的枪声更响。1938年春，李宗仁把桂系、中央军与川军勉力拧成一股绳。运河沿线的机枪点、野炮火力网和村镇巷战让坂垣师团连遭重击。不到月余，日军一个旅团几乎覆灭，成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最大规模的胜绩。更重要的是，全国媒体头条终于出现了“胜利”二字，北平、武汉的颓势得到短暂喘息。

北方战云更密。忻口一线海拔不过千米，却成了华北防线的门闩。卫立煌指挥的35军和阎锡山部的混合兵团在陡峭山梁上依壕死守，砲火硬生生逼停了板垣、关原两大师团。太行山的初冬异常寒冷，子弹卡壳成了家常便饭，但凭借险要地势与顽强意志，这场阻击遏制了日军西进的冲动。
京津一带，张自忠的名字曾被谣言污蔑，可他始终没有离队。1937年底，他接受命令留守北平，顶着“打开城门”的骂名周旋于敌我之间；当北平保不住，他夜渡渤海，回到战区。1940年5月的大冶山头，他身先士卒，左臂中弹后仍高喊向前，终因胸腹三弹倒在襄河畔。前线官兵至今记得那声嘶力竭的“跟我冲”，那是一个将军交出的最后命令。

另一条长线铺展在江南。自淞沪会战起，王耀武率整编74师从吴淞口打到雪峰山。常德外围的激战，他的部下几度被切断补给，一昼夜换四次防区，尸体之间仅余一把刺刀的距离。他坚持“阵地守不住，人在何用”的原则，硬是拖住了日军进军湘粤的脚步，一路战到终战的礼炮响起。

战火平息后，命运却不再掌握在这些人的枪膛里。薛岳守完海南退抵台湾，晚年竟为租房琐事走上法庭；李宗仁客居纽约多年，66岁再返故土时已重病在身；孙立人因政争被“长期静养”，直到晚年才得以自由；王耀武在济南被俘，十年后获特赦，晚景清淡却常去陵园凭吊战友；卫立煌返京后参与政协，60岁病逝；至于张自忠，黄河以北的烈士陵园里，松柏年年新芽。
如果把这六条人生曲线叠加，一幅清晰的抗战侧影便浮现：战时，他们分布在山川、平原与雨林，以各自的战术手笔啃下一块块硬骨头；和平降临，他们或流离、或沉寂，却在史册里留下难以抹去的数字与地名——长沙的烈火，台儿庄的夜战，忻口的山风，缅甸的雨雾，常德的弹痕，以及襄阳江畔的血痕。正因如此，今天提及正面战场，人们总忘不了这六张面孔：他们以各自的韧劲，把一场原本注定速决的侵略战拖成了十四年的持久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