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志愿军十位虎将分别担任哪些重要职务，其中哪位的后续成就最为突出？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上空晴朗，礼炮声中，第一批共和国将帅佩戴上闪耀的新肩章。观礼台下，几位刚从朝鲜火线上归来的军长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肩章几乎清一色是中将，却无人把目光停留在金星之上——人们更关心的是：此前在枪林弹雨里叱咤风云的这些人，回到和平建设时期，还能干些什么？
那一刻站在队列左侧的梁兴初，脑海里掠过鸭绿江畔的雪雾。二次战役38军穿插美陆一师侧后，“冲过去！”他的命令短促。士兵答：“军长，前面火网太密！”他只抖落大氅上的冰霜，挥手示意继续前进。胜利归来后，组织把他送到南海之滨，负责新组建的海南军区。热浪与海风替代了朝鲜寒风，岛屿防务却并不轻松，他随后又被调去广州军区，训练登陆部队，为的是未雨绸缪的沿海防御。

与梁兴初同在授衔现场的吴瑞林，本想继续留在陆军。可1959年，新成立的南海舰队急需懂实战、熟指挥的人，他被点名接棒舰队司令。他自嘲一句：“从山里走到海里，浪花也得习惯。”当年黄草岭冰雪封山，42军用十昼夜硬生生截断美军增援通道；今日坐镇榆林军港，他把陆战经验移植到海军，用“陆海接力”训练法提高快艇突击效率，几年后获任海军副司令。
进入朝鲜最早、几乎打遍大小战役的40军，当初由温玉成率领。云山炮火初响，他亲自爬到废墟制高点观察敌情，耳边只剩破碎墙体被子弹击中的脆响。战争结束，他被调往广州军区担任参谋长，随后升任副总参谋长，主持边防布局和首都防务工程，后来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手里多了一串沉甸甸的钥匙——京畿安全的钥匙。
若说最顽强的一役，很多老兵会提铁原。1951年春，彭德怀点将63军死守战略要隘。傅崇碧沉着布防，山口一线炮火连天，弹坑叠着弹坑。有人报告：“敌人又冲上来了！”他只回一句：“多备弹药。”阻击结束，志愿军主力安全北撤。回国后，他先在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再接手卫戍区，一向谨慎的他却留下了一句俏皮话：“首都门锁，交我吧。”

同一年，汉江滩头的50军顶着汽油弹和毒剂，连打九十多场遭遇战。曾泽生指挥所烟火缭绕，电台里杂音不断，他把一张报表摊开：“还能再坚持几天？”参谋喘着气答：“还能顶！”这位在广西起义后转入人民军队的老将，用顽强防守证明了自己的立场。新中国成立后的自治区建设，他也没缺席，多年间奔波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军政协调出力不少。
长津湖的冰雪让20军和27军永生难忘。张翼翔回国时，左臂还缠着厚厚的绷带；彭德清则把冻伤的脚掌藏在军靴里，不让人多看。随后，两人一东一西。张翼翔被派到沿海的福州，负责防空与反登陆；彭德清干脆投身海军，组织一江山岛战役火力群，后来又参与指导福建前线的炮击金门，“陆上炮兵帮海上兄弟开路”，成为那一时期联合打击的范式。

60军在朝鲜曾因仓促交战丢了面子，张祖谅临危接任，靠一场翻身战把部队士气重新拉起。和平后，他调往南京军区担任参谋长，主持跨长江、渡海等合成演训，令老部队迅速形成水陆两栖能力；多年后，他在军事学院课堂上回忆汉江前线时淡淡地说：“战场丢不起脸，书桌同样丢不起笔。”
东北平原出身的39军军长吴信泉，则在云山扫清障碍后，又率部四战平壤，成为“擒生能手”。1953年凯旋，他进入沈阳军区，数年后调任炮兵副司令，把装甲与火炮的协同训练推入正轨。每逢演习，他喜欢拿出曾缴获的美军地图，提醒年轻军官：“对手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懈怠。”

北纬38度线上的上甘岭，15军打到最后一发炮弹只剩一发。指挥所里，秦基伟转身对观察员说：“再看看，再坚持。”硝烟散尽，他回国先在昆明接防边陲，随后掌舵成都、北京两大战区，1988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成为当年授衔那批军长里职位最高的一人。有人调侃：“当年山头上扛炮管的人，现在把全国的枪炮都管起来了。”他只是摆摆手，笑而不语。
如今翻检档案可以发现，这十位昔日军长大多在1955年佩戴中将或少将军衔，其中傅崇碧是少将，其余多为中将，唯有秦基伟在1988年补授上将。军衔高低固然重要，更意味深长的却是他们回国后的分工：有人坚守陆防要冲，有人投身海空新军种，也有人进入总参、军事院校，从指挥员变成了建设者。志愿军疆场历练出的果决，被悄悄转化为制度、训练和装备的长远积累，这才是那场战争留给中国军队的更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