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于1962年去世，张学良在狱中得知消息后深感悲痛，表示未采纳其建议成为终身遗憾！
1935年深秋，延安以南的黄土高原已现寒意，东北军的阵地却因战事频仍而更显燥热。几个月前，原本奉命“围剿”红军的619团在榆林桥吃了败仗，团长高福源被俘。外人只见他押往瓦窑堡，却不知道，一出不同寻常的感化戏正在幕后一场场上演。
红军的俘虏政策与旧军阀时代截然相反：不搜腰包，不辱战俘，甚至请伤员上手术台。更让高福源动摇的，是一出名为《道路选择》的小戏。台上唱着“枪口若不对外，总有一天会对着自己”，台下的高福源愣住了。散场时，李克农把烟袋递给他，语气轻描淡写：“将军，你走错了地方，可祖国的路还在。”高福源没吭声，却低头看着掌心，有些颤抖。

翌年春天，西北旱风刮得人睁不开眼。高福源获准带着红军劝和书信回到榆林。张学良刚阅完密电，抬头问：“他们真打算联手抗日？”高福源只回一句：“是生死攸关的事。”张沉吟半晌，把烟头在桌上一摁，“唤他们来谈。”随即，一条看似不可逾越的沟壑，被悄悄架起第一座桥。
李克农的名字出现在邀请电报里时，仅仅是“某同志”。彼时，他已悄然组建起一支专事外联和情报的队伍，在延河畔被誉为“能让对手放下枪的说客”。洛川会面安排得滴水不漏：夜半时分，一辆旧卡车沿沟壑颠簸，一个胡子拉碴的“商人”下车，正是改头换面的李克农。

煤油灯下，两人第一次正面交锋。副官小声提醒：“少帅，小心他的口才。”张学良摆了摆手，示意退下。李克农开门见山：“东北已失，西北再乱，日军就要长驱直入。咱们能不能先停火，一起把枪口调个方向？”张学良反问：“你们真不肯受中央军节制？”李克农摇头：“改编不是合作，那叫缴械。”这句话击中了张心底最敏感的神经。灯油将尽，二人终于写下一份简短要点：停内战、通电台、派代表、再谈判。第二天拂晓，李克农已回程。老乡说他一路只喝了两碗玉米糊，像是赶考的书生。
中间有过几次波折。蒋介石仍在强调“剿共先行”，而日寇已逼近绥远。张学良夹在“攘外”和“安内”间，军心动荡不安。刘鼎等人受命常驻西安，密电往来不断，为后续布局作铺垫。

12月12日清晨，枪声划破西安上空。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周恩来率代表团连夜赶来，李克农负责草拟谈判电文，口袋里备妥数十份方案。一个接近午夜的会客室内，张学良低声道：“放还是不放？”李克农只答一句：“只有活着的对手，才能签下停止内战的字。”气氛凝重得仿佛能结冰。最后，蒋介石接受停止“围剿”主张，八年内战就此转向对外御侮。然而临别前，张坚持亲送蒋回南京。李克农挡在门口：“此行危急，三思。”张拍了拍他肩膀：“我欠你一场酒，就当是赌气。”终究还是去了，从此铁窗半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统一战线逐步落实，外界纷纷议论促成那纸协议的幕后推手。李克农却早已隐去锋芒，辗转敌后、海外，先后策划情报网，护送美军观察组，也在重庆谈判期间暗中布线。多年奔波，伤病积累，他的双目一度几乎失明，却依旧端坐灯下批改密码稿。1962年农历腊月底，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传来噩耗。床头的记录本上，最后一页写着“电台加密规则待补”，字迹已然模糊。

得讯的张学良身在台北北投。那夜，他久久站在窗前，对侍卫轻声说：“他走了？”侍卫点头。“当年若听了他一句，结局就不同。”这句话像风一样飘散在院中桂花树下，没有再被人回应。几日后，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内，花圈环绕，周恩来、罗瑞卿等到场致祭。灵车驶向八宝山时，天空飘起细雪，人群默默注视那一抔白色灰烬落入松柏之间。
时局巨浪早已把无数名字淹没，但有些身影仍在史册间闪烁。李克农用情报与谈判赢得时间，用一次又一次暗线沟通，让两支昔日对垒的队伍握手言和；张学良则用半生羁旅记录了一个将领的抉择成本。回望那纸洛川协议的几行字，停火、通电、再议，这些看似简单的句子，在烽火连天的30年代，却打开了一条通往民族生存的缝隙。有人说，枪炮声里，最难被人看见的是无形的电波与暗中奔走的人。李克农恰好属于后者。时光走远，硝烟散去，黄土依旧，河山已新，而他当年那句“枪口向外”，至今还在风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