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底，焦裕禄向组织申请回山东老家看望老母亲，找到县长程世平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

程世平愣了一下，随即心头一酸，眼前的焦裕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旧棉袄，伸手一摸，里面的棉絮早已结块，多处空荡荡的，作为一县之主，临近年关，竟连回趟老家的路费都凑不齐，连一身体面见母亲的衣服都没有。

很多人不解，县委书记的工资，怎么会拮据到这种地步？答案很简单：他的钱，全花在了兰考百姓身上。

时间回到1962年12月，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彼时的兰考，被盐碱、风沙、内涝三大灾害困扰，百姓逃荒谋生，土地满目疮痍，他当着组织的面承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上任后，他从不在办公室听汇报，靠着一辆破自行车和两条腿，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白天勘察风口、沙丘，摸清灾害规律，晚上走访贫困户，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没有半点干部架子。

焦裕禄的工资本可维持家庭基本开销，但他始终把百姓放在第一位：农户断粮，他悄悄塞钱；老人治病，他主动垫付；孩子衣不蔽体，他脱下自己的外套相送，久而久之，他的口袋常年空空，连给自己添件新衣服都舍不得。

他常年被肝病困扰，来兰考前就已抱病，繁重的工作让病情雪上加霜，肝疼难忍时，他就用钢笔杆、茶缸盖顶住肝部，日复一日，办公藤椅的右侧被顶出一个大窟窿，同志们要给他换椅子，却被他坚决拒绝。

那次借钱后，焦裕禄终于踏上探亲路，回到山东老家，他穿着洗旧的衣裳和打补丁的胶鞋，模样甚至不如村里的普通百姓，母亲看着消瘦的儿子，满心心疼却未多言。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母亲的最后一面，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晚期逝世，年仅42岁，临终前他还叮嘱：“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他离世后，家里只剩几件旧家具、满满一屋子的书，还有没还清的300元借款，后来由妻子用工资一点点还清，他留给子女的“遗产”，是一块旧手表和一套《毛选》。

如今，兰考早已旧貌换新颜，当年的小泡桐长成参天大树，“焦桐”成了他精神的象征，那把带窟窿的藤椅，静静陈列在纪念馆里，见证着一位共产党人的清贫与坚守。

焦裕禄从未留下钱财，却留下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告诉我们：干部的价值，从不是衣着光鲜，而是心里装着百姓；坚守的意义，从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脚踏实地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