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关露身份终于查清，得到平反，听到这些，关露松了一口气，几天后，关露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1980 年 5 月 1 日，关露突发脑血栓，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抢救后，关露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

关露的记忆力严重衰退，连笔都拿不住，再也无法继续写作。为了方便看病，文化部给关露借了一间宿舍，位于北京朝内大街 203 号的一座同子楼里。

宿舍在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着公共厕所，白灰因为受潮大片脱落。冬天暖气不足，关露只能生一只媒炉取暖。

关露的身体之所以垮成这样，和她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分不开。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关露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结束潜伏生活，恢复真实身份，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但国民党军统特务首领毛森在上海下达了 “肃奸令”，开始大规模抓捕汉奸。

关露因为在潜伏期间公开与汪伪政权和日本人合作，担任了日本人主办的《女声》杂志编辑，还在 1943 年赴日参加了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被社会上普遍视为 “文化汉奸”，自然也被列入了国民党的锄奸名单。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得知关露的危险处境后，亲自下令将关露转移到解放区，这个命令交由在上海的夏衍、梅益具体执行。

1945 年 10 月 30 日，关露与袁殊等人一起，历经千辛万苦，秘密到达了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但关露没有想到，等待她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更加漫长的误解和审查。当时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

关露六年在敌伪营垒的特殊经历，再加上关露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转来，自然成了需要重点审查的对象。

到达淮阴的第三天，关露就被送到城郊的板闸教育学院接受隔离审查。在审查期间，关露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在上海潜伏期间的经历，回答各种质疑和盘问。

但由于关露的工作性质特殊，许多细节无法公开，而且很多证人也不在解放区，关露的解释很难被完全相信。

解放区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不知道关露的真实身份，仍然把关露当作 “汉奸” 看待，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

关露想把自己写的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社长范长江却告诉关露，诗可以发表，但必须换一个笔名。

因为国民党正在攻击共产党收容了一批汉奸，如果用关露的名字发表，会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

这件事对关露的打击非常大，关露意识到，即使回到了自己人的身边，自己的污名也一时难以洗清。

这次审查让关露的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关露大病了一场，之后至少七八年的时间里，关露的精神都时好时坏。

其实关露早年是上海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1937 年，明星电影公司正在拍摄一部反映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与命运的现实主义影片《十字街头》，导演沈西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文坛已经颇具声望的关露，邀请关露为影片的主题曲填写歌词。

关露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结合自己对当时青年生活状态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很快就写出了《春天里》的歌词。

贺绿汀为歌词谱写了旋律，赵丹亲自演唱。影片《十字街头》于 1937 年 4 月在上海公映，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主题曲《春天里》更是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激励着无数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关露就是这样一位英雄。

1939年，党组织交给关露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潜入汪伪 “76 号” 特工总部，接近并策反李士群。为了完成任务，关露不得不忍受外界的误解，即使被骂 “汉奸” 也不能辩解。

关露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接近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陪她逛街、打牌，慢慢取得了叶吉卿的信任。

最终，李士群出于利益考量与组织接触，陆续送出了日军扫荡、清乡等重要情报，帮助新四军提前部署。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在上海文联工作，后来因为潘汉年案受到牵连，1955 年首次被捕，1967年再次入狱，第二次入狱长达八年。

1975年出狱后，关露已经68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82年 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明确指出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当文化部的同志来到关露的病床前，向关露宣读这份平反决定时，75岁的关露捧着文件反复确认，失声痛哭。

43年的委屈终于有了答案。关露强撑着病体，在朋友的帮助下整理自己的文稿，写回忆录，也写纪念潘汉年的文章。

关露用半生背负骂名，换来情报战线上的胜利，也让后人永远记住了这位无名英雄的名字。
本文内容来源：
《中共党史人物传・关露卷》
《关露：一个女作家的谍海生涯》
《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第 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