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王世贞的说法，张居正权势熏天，可私底下却隐含着难以启齿的身体苦恼。


万历元年正月十六，北京城滴水成冰。张居正踩着薄雪进宫，走得比往常慢。侍卫只见他左手扶腰，右手攥着奏折，步子一顿一顿，像踩着钉子。


没人敢问，只有太监冯保远远迎上来，低声说：“先生又疼了？”张居正没回，只把折子往前递：“辽东粮饷，立刻批。”


这是他在内阁的第十二年。外表看，他一句话能停六部，一条鞭法搅得天下州县鸡飞狗跳，万历小皇帝张口闭口“先生”。


可私底下，张居正最怕夜深——那时腰酸胀得睡不着觉，得靠两个小厮轮番捶背。捶轻了不顶事，捶重了又怕人听见，只咬牙闷哼。


病根不算秘密。隆庆六年，高拱倒台，他连夜写《陈六事疏》，三天两夜不合眼，寒气顺着地龙钻进腰。打那以后，腰像装了把钝锯，每逢入冬就拉得紧。


万历五年，他写信给同乡老友王世贞诉苦：“夜卧不能展足，如厕须人扶掖，视国事如看仇。”信纸背面还沾了点药渣，黑乎乎的，闻着苦。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里记了一笔，说张居正“貌伟而气劲”，却“腰膂常若负千钧”。


这不是客套，是亲眼所见——万历六年，王世贞到北京叙职，被张居正留饭。


饭桌设在后堂，张居正坐的是张加了棉垫的太师椅，椅背掏了个洞，好让腰不悬空。


吃到一半，他忽然皱眉，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疼得坐不住。”侍从赶紧抬进一张软榻，他才斜靠着把话讲完。


腰疼还只是开场。万历七年春，他添了便血。御医说是“湿热下注”，开了大黄、黄连，越吃越拉，人眼见着瘦。


张居正怕耽误事，干脆把药方撕了，照旧天不亮进宫。那年漕运改海，江南来的折子雪片一样，他批到半夜，手抖得笔都握不稳。


小皇帝隔帘瞧见，偷偷吩咐御膳房把补汤换成稀粥：“先生肚子受不住油腻。”


真正让他心慌的是万历八年。六月的一天，他在文华殿讲读，讲到《尚书》里“股肱惟人”一句，忽然眼前一黑，扑在案上。


太监们慌了手脚，抬回府里。张居正醒来第一句话是：“别惊动皇上。”他自己把了把脉，摇头：“元气散了。”


从那天起，他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日批奏折不过二十件，剩下的让次辅张四维代笔。可没几天，辽东告急，他又把规矩咽回肚子。


病痛最厉害时，他靠两样东西撑：一是权力，二是偏方。权力好理解——只要还坐在首辅位上，腰疼有人捶，便血有人擦，太医院连夜煎药。


偏方就杂了：有人献活龟血，他皱眉喝了；有人从云南带来三七，他磨成粉吞；


最离谱的是万历九年，一个叫顾宪成的进士献“狗宝”，说是狗胃里的结石，能治肠风下血。


张居正也试了，喝完当晚泻得更凶。第二天他把顾宪成叫来，没骂，只叹：“读书人的胆子比药方大。”


王世贞后来调侃：“江陵公不信鬼神，却信土方。”这话传到张居正耳朵里，他也笑：“能止痛就是神仙。”


可笑完，他悄悄把土方全烧了——他知道，这些玩意儿救不了命，但能给他一点盼头，哪怕只一夜。


病痛也改了脾气。早年张居正骂人又冷又狠，一句“不堪用”能让人丢官。晚年却少见发火。


万历九年冬，户部郎中赵参鲁算错了辽饷，本该革职，张居正只说了句：“算了，他也一夜没睡。”赵参鲁后来跟人讲：“江陵公那时脸色灰的，像纸。”


灰归灰，他手里那根线还拽得死紧。万历十年二月，他最后一次出城，是去视察皇陵工程。


回程路上，轿子经过德胜门，他撩帘子看了一眼城墙，忽然说：“我不行了。”回府当晚便血加剧，一宿换了七次褥子。


第二天一早，他硬撑起来写《请归政疏》，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完，他把笔一扔，对儿子嗣修说：“把折子递上去，别再拖。”


三天后，万历皇帝下旨慰留，派太医轮番进府。张居正躺在床上，听太监读圣旨，笑了笑：“早知留我，何必当初催我赶路。”


那天夜里，他叫来冯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宫里宫外，该撤的撤，别让后人骂我太狠。”冯保跪在床前，半天没抬头。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张居正咽气。据《明神宗实录》记，他临终前腰弓得像虾米，手指却死死攥着一条黄绢——那是万历五年皇帝赐的“元辅良臣”四字。


王世贞后来在书里写：“权倾一世，终敌不过一副病骨。”没加评语，只把这句话放在篇末，像给老朋友留的最后一杯酒。


他死后，家产被抄，长子自尽，次子充军。那些曾被他救过、骂过、提拔过的人，有人落泪，有人拍手。


只有腰疼和便血跟他进了棺材——棺木是生前就备好的，特意加宽了半尺，怕他弯着的腰躺不平。


故事讲完，再说句闲话。后来有人翻张府账册，发现最后一页记着一笔：万历九年冬至，买药三十七味，共银四两六钱。


旁边添了一行小字：“疼甚，添酒一壶。”字迹潦草，却看得出是本人手书。


那一刻，他不是什么首辅，只是个疼得睡不着的老头，想靠一壶热酒熬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