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烈士的后人如今大多生活在大陆。她的亲生女儿朱晓枫，1946年被送往解放区，1950年得知母亲牺牲后改名“晓枫”以作纪念，2003年起多方寻找母亲遗骸，2011年终于迎回骨灰，将母亲安葬于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很多人不知道，朱晓枫被送往解放区那年，才刚满7岁。
在这个故事的标题里，提到朱晓枫被送往解放区时“才刚满7岁”。
可史料清清楚楚地记载，朱晓枫出生于1930年。算下来，1946年她真正奔赴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应该是个16岁的大姑娘了。
这个“7岁”的说法，究竟是怎么来的？
在朱晓枫的记忆深处，她和母亲那种每天相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在1937年她7岁那年，就彻底画上了休止符。
朱枫原本是浙江宁波镇海首屈一指的大户千金，从小锦衣玉食，过着临窗写字、画兰花的安逸日子。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位富家小姐砸碎了安逸的象牙塔，变卖家产，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从那一年起，小小的朱承蓝就开始了和母亲聚少离多的日子。为了工作，母亲把她托付给“台湾少年团”照看，自己则在武汉、桂林、香港等地辗转潜伏。
所谓的“别离”，往往从失去日常的陪伴开始。所以，在这位女儿的心里，那种被迫长大的漂泊感，正是从7岁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份扎下的根。
1946年，时局依旧动荡不安。为了让女儿走上正途，朱枫狠下心，把16岁的朱承蓝正式送往了解放区。火车站的月台上，母女俩红着眼眶挥手告别。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永诀。
带着母亲的期盼，朱承蓝在解放区努力求学，最终穿上军装，成了一名医学院的大学生。
1949年秋天。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已经响彻云霄。当时在香港负责地下联络和掩护工作的朱枫，已经办完了所有的移交手续。她在给家里的信中高兴地写道，自己“随时可以走得”了。
然而，组织上要求她立刻前往台湾，执行一项极其凶险的情报传递任务。
面对这道命令，朱枫毫无二话。她退掉了回上海的船票，买了一张前往基隆的客船票。
在台湾的短短几个月里，她顶着巨大的压力，成功传递了大量绝密军事情报。就在任务圆满完成、准备撤离回大陆的节骨眼上，意外发生了。
朱枫在舟山被捕。为了保护党组织的秘密，她把贴身的金锁片和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硬生生地混着热水吞了下去，企图以死明志。
经敌人的强行抢救，她活了下来，面对严刑拷打，她从头到尾只有让人绝望的沉默。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45岁的朱枫高呼着口号，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
消息传回大陆，已经是第二年。
在南京军区卫生部工作的朱承蓝，接到了母亲牺牲的确切消息。
没有遗物可以凭吊，连骨灰在哪里都无从知晓。极度的悲痛过后，朱承蓝做了一个决定：她把自己的名字，正式改成了“朱晓枫”。
它取了继父朱晓光的“晓”，又加上了母亲朱枫的“枫”。
日子一天天过去，朱晓枫也从当年那个年轻的军医，变成了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可她心里那个巨大的窟窿，却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痛：母亲的遗骸，到底流落到了哪里？
转折点发生在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丛书里，突然刊登了那张朱枫在马场町临刑前的黑白照片。
当朱晓枫看到这张照片时，一眼就认出了母亲常穿的那件小花旗袍。压抑了半个世纪的眼泪再也止不住。
2003年，73岁的朱晓枫辗转联系到了徐宗懋。老人只提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请求：“我现在老了，这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能把母亲的遗骨接回家。”
最初，大家想通过当年朱枫在台湾借住的前夫女儿陈莲芳寻找线索。然而几十年沧海桑田，当年的地址早就变成了高楼大厦大商场。
找了一年又一年，线索断了一次又一次。朱晓枫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觉得让一个非亲非故的台湾记者跟着这么折腾，实在太麻烦人家，甚至动过放弃的念头。但徐宗懋团队死咬着不放，非要查个水落石出。
2005年，他们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已经85岁高龄的阿菊。满心欢喜地找上门，却被泼了一盆冷水——阿菊也根本不知道当年骨灰的处理下落。
常规路子走不通，寻骨团队只能采取最笨的办法：在台北及周边的各大公墓、灵骨塔、慈善机构的纳骨室里进行地毯式排查。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台北一处极其偏僻的纳骨塔角落里，寻访人员翻开了一本满是积灰的旧名册。在密密麻麻、已经泛黄的名字中，赫然出现了“朱枫”两个字，旁边还清楚地标着一个骨灰坛的编号。
顺着名册的指引，他们终于在阴暗的架子上，找到了那个编号为“77”的骨灰坛。坛身上，用红漆端端正正地写着母亲的名字。
那一刻，所有的寻找者都红了眼眶。长达半个世纪的阴阳相隔，终于在这一串数字前有了实质性的连接。
确认身份、办理繁琐的手续，又消耗了大量的精力。直到2011年的夏天，一切才终于办妥。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历经漂泊的朱枫烈士，终于回到了她魂牵梦萦的故土。有关部门在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为她举行了庄严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