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正在接受改造的溥仪听说中国要出兵援助朝鲜，突然找到看守，撕开自己的棉衣，从里面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我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现在自愿上交国家”，看守拿过来一看，心里顿时一惊。

看守手里拿着的物件，是三枚由整块田黄石雕刻而成、中间用石链串在一起的印章。这正是清朝乾隆皇帝经常使用的御用宝玺，名称为乾隆田黄三联玺。

乾隆田黄三联玺上的三枚印章分别刻着“乾隆御笔”、“惟精惟一”和“乐天”等字样，代表了极高的皇权象征。

田黄石产自福建寿山，石材温润细腻，雕刻工艺极度精绝，材料本身非常稀有，属于无价的珍品。看守没有预料到，爱新觉罗·溥仪居然把这件绝世文物藏得如此隐蔽。

溥仪藏匿这件文物的行为，起始于1924年11月5日。

当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鹿钟麟带兵逼迫溥仪以及宫中家眷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搬出紫禁城。

溥仪在慌乱收拾行李时，认定皇宫里的文物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产。溥仪特意挑选了这件乾隆田黄三联玺，悄悄吩咐随从把印章缝进溥仪贴身棉衣的夹层里。

从那一天起，溥仪带着这件文物经历了二十六年的流亡生活。溥仪先是跑到天津租界居住，后来前往长春当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溥仪在沈阳机场准备逃亡时被苏联军队俘虏，溥仪随后被押往苏联的赤塔和伯力战俘营进行关押。

在苏联伯力战俘营关押期间，苏联看守多次对战犯们的行李进行严密搜查，溥仪每次都因为提前把棉衣穿在身上而躲过了搜查。

在这漫长的二十六年里，不管生活遭遇多少变故，不管是在伪满皇宫还是在寒冷的苏联战俘营，溥仪连睡觉都不敢脱下那件藏着印章的棉衣，连溥仪身边最亲近的随从和家属都不知道棉衣里的秘密。

溥仪心里一直留恋着以前的权势，总想着利用这些财物有朝一日重新掌权。

1950年8月，溥仪等伪满战犯被苏联正式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刚进管理所时，溥仪依然保持着清朝皇帝的生活习惯，溥仪的起居完全不能自理，衣服穿破了也不会修补。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没有训斥溥仪，而是耐心地给溥仪开展思想教育，组织溥仪和战犯们系统学习社会发展史课程。

工作人员还带领战犯们去参观平顶山惨案遗址，让战犯们直面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平民的历史真像。

通过一系列的参观和学习，溥仪逐渐认清了溥仪当年充当伪满傀儡对国家和老百姓造成的严重伤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各地出现了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常香玉等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捐出资金购买飞机大炮，普通老百姓也尽全力支援前线部队，老百姓把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这些抗美援朝的汛息传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每天在牢房里听着这些广播，溥仪的内心翻来覆去无法平静。溥仪觉得老百姓都在为保卫国家出力，溥仪反思自己却还死死守着个人的私产。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只有在对社会的贡献中，个人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真正价值。”溥仪的思想在那个时刻发生了真正的转变。

溥仪想明白国家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权势念想，于是溥仪主动找到看守，做出了撕开棉衣交出国宝的举动。上交田黄三联玺之后，溥仪彻底消除了思想顾虑。

在此后的改造过程中，溥仪又陆陆续续向管理所坦白并交出了溥仪私藏的另外四百六十八件珍贵文物。

交出文物后，溥仪在管理所的改造变得非常积极。溥仪开始学习自己洗衣服、缝补破烂的袜子，溥仪甚至在菜园子里跟着大家一起种植蔬菜，认真学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技能。

1959年，溥仪因为改造表现良好，被列入首批特赦人员名单，顺利回到北京。

政府给溥仪按排了工作，让溥仪在植物园上班。后来溥仪还和李淑贤办理了结婚登记，过上了普通公民的安定生活。

溥仪还把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溥仪当年主动交出的那件乾隆田黄三联玺，1959年被妥善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

溥仪主动交出国宝的举动，不仅保住了文物的安全，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政府改造旧时代战犯的巨大成功。

这件文物记录了溥仪从一个贪恋私产的旧社会帝王，一步步变成懂得国家大义的普通公民的完整过程。
文献出处：
《溥仪自述》及《我的前半生》相关记录
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历史档案资料
故宫博物院关于乾隆田黄三联玺的文物收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