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值得洗白，他的所作所为让昔日好友鲁迅也渐渐疏远，同样开始厌烦他的行为了吗？
1915年初冬，北京城依旧笼在北洋军阀的枪炮阴影下，《新青年》编辑室却灯火通明。几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围着煤油炉，讨论着“普通人也能写、人人都可读”的新文字，这其中就有刚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和仍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彼时二人惺惺相惜——胡适递上刚完稿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把还带着油墨味的《狂人日记》手稿递了过去；几天后，杂志一出，北平学生挤满邮局，白话文就这样冲出了象牙塔。
蔡元培的支撑是重要伏笔。作为“开明校长”，他为北大装上电灯、开放图书馆，招来一批带电气味的讲席教授。胡适在“历史学及国文研究法”课堂上讲实证主义和“大胆的假设”，学生听得惊呼连连；鲁迅则在来往于教育部与课堂之间的闲暇里，暗暗记录草民的幽暗与吶喊。语言改革、破旧立新，让他们站在同一个浪头，互为声援。

日子却并非总是和煦。1918年至1921年间，《新青年》面对保守派的反击，人人都在“战壕”里写文章。胡适与鲁迅一度并肩作战——前者用考据清理旧学，后者挥笔斩断陈腐礼教。面对学衡派攻击时，鲁迅发表《估学衡》，胡适也在《努力周报》回敬，文气之烈，连看客都觉痛快。两人偶尔小聚，周作人回忆过那股热烈：“鲁迅挥一挥手，桌上烟灰飞起来，胡博士笑说‘且让它自由落体吧’。”虽是轻语，却显出那一代学人的气韵。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两人心生间隙的，却是一通电话。1922年春，年仅17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装了新式电话，新奇劲儿上头，一连拨出几通号码，其中一位接听者就是胡适。传言里，听筒里冒出一句“我是宣统”，胡适略愕然，仍礼貌寒暄，并于五月底应召入宫一叙。短暂的会面，本不足以掀起波澜，可当《晨报》将“胡先生赴宫”的小豆腐块消息放到要闻栏时，舆论瞬间滚烫。批评者说他“与帝鬼唱和”，赞成者却称这正是“君民对话”的新景象。鲁迅读报时据说抬头只嘀咕一句：“何必去呢？”情绪从此埋下。
1924年秋，北国风声骤紧。直奉大战余波未平，冯玉祥率兵入京，一纸命令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全国叫好声浪中，胡适却给北洋政府写信：“驱逐可，不可毁约；失信于人，将失国家于天下。”这封信被媒体全文刊登，街头巷议顿起：有人赞其守法，也有人斥其迂阔。鲁迅的回击更为犀利，他在《华盖集》里冷言：“苟无骨气，遁词何益？”这话如刀，割裂了昔日同盟。

契约与抗争的抉择在随后数年里愈加泾渭分明。旧都烟尘未散，东三省又陷入炮火。1931年秋夜，柳条湖的爆炸宣告九一八事变。胡适在报端提出“东三省先行不驻重兵，以利国际调停”，希望借国联舆论争取转圜。有学者觉得此举是务实的“保存实力”，可在许多青年眼里，却像一纸“绥靖倡议”。鲁迅当即撰写《友邦惊诧论》，质问：“为什么每逢民族危亡，总有人替侵略者找台阶？”两位昔日同道，正式分道扬镳。
值得一提的是，分歧背后是两套世界观的碰撞。胡适信奉“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推崇循序改良；鲁迅偏好“直指人心”的猛药，相信文字能击碎旧世界。置于风雨飘摇的民国，这两条道路都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条指向制度缝补，一条倾向情绪动员。无法说谁绝对正确，只能说各有代价。

多年以后，坊间常以“胡适成名于讲坛，鲁迅不朽于笔端”一分高下，似乎忘了他们曾共同掀起过语言的革新，也忘了那场革新如何影响后来的每一个读书人。假如没有那段并肩而立的岁月，白话文未必能如此迅速地走进课堂、报章乃至寻常巷陌；但如果缺了后来激烈的论战，新文化或许也难以完成对旧秩序的彻底冲击。两种路径的交错，最终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最真实的剪影——合作、争辩、分道、却又在历史长卷里并列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