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希望胡竞选总统
１９４８年是开始施行宪政的一年。这一年年初，李宗仁宣布要竞选副总统，胡适写信表示敬佩。与此同时，有记者说如果蒋介石不参加竞选，胡适乃是第一任大总统的合格人选。为此，李宗仁在回信中说：尽管蒋公当选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因为这“是行宪后的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
记者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蒋介石认为，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没有多大权力，如果他担任总统，将会受到很大约束，不能发挥更大作用。所以他考虑再三，觉得让胡适担任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更为合适。３月２９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第二天早上，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胡适，请胡适出面参加总统竞选。下午三点，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胡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第二天一早，王世杰向蒋作了汇报，蒋让王再做工作。午后，王与胡又谈了三个多小时，胡仍然犹豫不定。晚上八点多，王再次来讨回话，胡才勉强答应。当天夜里，王世杰就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然而仅仅过了一天，胡适就反悔了。４月１日晚上，胡适找到王世杰，“说他昨天的决定，未免太匆促了。……要请王世杰再向蒋先生郑重申述‘最好能另觅他人’的附带意见。”
４月３日，王世杰把胡适[HuShi]的意见向蒋介石做了汇报，但蒋介石还是在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声明他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并提议国民党应推举一个无党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①守法，②有民主精神，③对中国文化有了解，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⑤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尽管蒋没有说出此人姓名，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胡适。
对于蒋介石的决定，除了罗家伦和吴稚晖赞成外，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胡适预料记者将会纷至沓来，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转移到一个朋友家去了。事后，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会议情况，并代致歉意，胡适再一次如释重负，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关于这件事情，罗家伦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他说：蒋介石临时中全会上提出不参加总统竞选之后，“全场默然良久，因许多人看风色也。我登台说话，极力赞成，谓此举蒋先生不但表现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现最高政略，本会当于赞成。……我的话是点明若蒋先生能长行政院，政局倒易于安定。吴稚晖先生于有类似主张，但彼无锡之官话，懂者不多。邹鲁杀横枪，叫道谁赞成总裁任总统者起立，于是大家起立，未起者仅吴老先生、蒋夫人与我三人。就这样，蒋介石的想法被否定了。
几天后，蒋介石夫妇专门宴请胡适，不仅通报了会议情况，还讨论另外成立一个政党的问题。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蒋公向我致歉意。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他再三表示要我组织政党，我对他说，我不配组党。
我向他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
１９４８年月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连遭败绩，再加上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受挫，使整个社会陷入极度混乱。当时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吃饭，大谈币制改革是一大成功，胡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
１０月底，蒋介石再次约请胡适吃饭。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胡适直截了当提出十条意见。其中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据胡适日记记载，尽管这“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蒋介石能够倾听这种逆耳之言，很不容易。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既是北京大学５０周年校庆，又是胡适５８岁生日。但由于兵临城下，胡适于前两天已经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到南京，所以胡适夫妇是在蒋介石官邸度过这个纪念日的。尽管胡适对此十分感动，但是当胡颂平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他却很不高兴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第二年年初，胡适又给蒋介石讲了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试图用西方人对战争和人格的理解，劝他放弃抵抗。但是蒋介石却仍然希望胡适前往美国，既不当大使，也没有任何任务，只是“出去看看”。４月下旬，胡适到达美国后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