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21日深夜，杨灵芝以一种惨烈、血腥的方式结束了一个长期霸占她、凌辱她的男人的性命。
 
1996年7月21日深夜，河南内乡县一家小理发店里，5岁的二丫跪在墙根木板凳上，小脑袋耷拉着，困得睁不开眼，几步之外，张勇烂醉如泥，鼾声粗重。
 
杨灵芝站在那儿，看着这一大一小，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彻底断了，门边那根粗重的铁棍，就这么握进了手里。
 
杨灵芝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1994年，丈夫因盗窃被判十年，杨灵芝替其窝赃入狱三个月，罚金掏空家底，两个女儿送回娘家，她独自南下深圳。
 
到深圳第一天，一个自称河南老乡的男人张勇收留了她，当夜，张勇掏出猎枪，用暴力强行侵犯了她，第二天，她的身份证和行李被悉数扣下。
 
在那个年代，一个外地女人没有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许可证，在城市里几乎是任人拿捏的存在。
 
更致命的是，一旦证件被扣，连报警都成了危险——没有证件的流动人员，随时会被以“盲流”名义收容遣送。
 
此后两年，张勇带她辗转落脚内乡，开了这家理发店，殴打是家常便饭，后来二丫被接来，张勇连五岁的孩子也不放过，罚跪、断食，杨灵芝想过逃，但身份证被扣，身无分文，张勇说：“敢走，杀你全家。”她信。
 
更深的绝望在于，1996年的中国，“家庭暴力”这个词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长沙年初颁布了内地第一份反家暴地方性文件，仅是一纸行政规章。
 
杨灵芝那时去报警，警察顶多当作“家庭纠纷”劝几句，中国直到2001年修订《婚姻法》才首次明确禁止家暴，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更是在2016年才施行——距她被囚在那间理发店，整整二十年。
 
那晚，张勇酒后又是一顿毒打，把二丫罚跪，折腾完倒头便睡，夜深了，鼾声和孩子压着的哭声搅在一起，杨灵芝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件事：这样的夜晚，还要过多少个？
 
铁棍落下，比想象的重，也比想象的轻。
 
张勇死在血泊中。杨灵芝本想就此了断，身后传来二丫的声音：“妈妈，我怕。”她放下铁棍，处理掉尸体，背起二丫，沿312国道往西走，走进了一段没有终点的逃亡。
 
八年后落网，等待她的是一道法律难题：两年囚笼与那一棍之间，能不能画上法律认可的逻辑线？1997年修订的《刑法》放宽了正当防卫标准，但“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一时间要件，在张勇昏睡状态下几乎无从满足。
 
判决：死缓。
 
杨灵芝却感到如释重负，办案民警破案后没有一丝高兴，派出所长吴建波面对母女俩，心里沉重得说不出一句话，有记者问杨灵芝后不后悔，她沉默了很久，说：“我只是想让我的孩子，不用再跪着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