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其实曾为戚夫人铺好退路，无奈戚夫人执意不听，最终还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公元前199年的拂晓，周昌被连夜召进未央宫。刘邦递给他一方沉甸甸的竹符，语气里透着急迫：“疾驰赴赵，顾好小王。”这位久经沙场、敢当面顶撞皇帝“臣亡”的老臣，明白自己此去的任务不是治理田赋，而是为年仅十岁的刘如意撑起一把护身的伞。皇帝心知肚明，长安城里的后宫暗流，早已超出他生前可控的范围。
要弄清这场疾诏背后的苦心，还得回溯两年前的朝堂风波。刘邦曾萌生撤换太子之念。原因并不玄妙——宠爱。戚夫人与她的孩子占据了皇帝心头最柔软的角落，而长子刘盈生性宽和，与父亲那股草莽霸气相距甚远。可废长立少在周礼里原本就是大忌，更何况太子身后有以张良为首的一群儒臣死守“嫡长”之说。一次殿上辩难，四位身披宽袖的博士言辞峻切，列举春秋以来废长乱国的前车之鉴。刘邦沉默良久，只得作罢，转身却在心里为小儿子谋划另一条生路。

这条路叫“分封”。公元前198年，刘如意先得代地，又被加封赵王。赵地从太行山麓一直伸向华北平原，粮租甲天下。如此厚礼，是父亲在替儿子预备一张退路图。唯恐吕后日后追索，他又听从赵尧之策，挑了个脾气最硬的周昌做赵相。周昌出发前没有多话，只低声嘱咐小王：“王留国中，勿动。”短短八字，全是刀锋。

宫门另一端，戚夫人却很少体会到这番安排的良苦用心。她从未忘记吕后重回长安那一刻的冷眼——那是被夺宠的妻子，也是未来的皇太后。戚夫人年轻，心高气盛，每逢小宴便暗暗哀歌，几句“子为王母为虏，常恐母死不得葬”传到宫墙外，添了无数耳目口舌。刘邦知她怨气难平，只能反复劝诫：“阿姝，且耐心。太子已稳，你我莫再挑事。”可惜劝得再多，也难敌心中翻涌的失落。
前195年春，汉高祖病重。诏令一道接一道地分发出去，交代的是军政要务，挂念的却是赵国方向的风声。皇帝辞世当天，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吕后随即入摄政之位，章台宫中再无人牵制她的手脚。她第一件事，是把戚夫人押往永巷，剃发、换粗衣，让昔日的宠妃整日对着石臼舂米。锤杵声深夜不息，怨歌再次传出，满宫无人敢接半句。

赵国方向，吕后连下三道诏书，催刘如意进京。周昌站在国门外，拦着使者：“天子有诏，王请缓期。”使者冷笑一句：“丞相抗旨？”赵国文武低头不言，他们清楚：拦得住一次，拦不住三次。周昌终究被押解回长安述职，刘如意随第三道诏令登车。不到半月，小王尸首停于北宫侧殿，口舌皆断，年仅十二。
噩耗传来，周昌索见皇帝哭诉，却已无力回天。戚夫人几日后也被推进空室，耳鼻削去，四肢断折，投入甕中，号曰“人彘”。宫人暗自哀叹，她临终前最后一句竟仍是那支短歌，只剩含混的韵脚回荡在湿冷甬道。周昌郁结成疾，三年后逝世，棺柩发引时，无一纸褒赏，史臣只淡淡记下“昌刚直有余”。

这一连串悲剧常被归咎于戚夫人的“不能忍”，但若把目光移向制度与权力，景象更为复杂。刘邦的两张保单——“分封富邦”和“配置刚臣”——初看周全，却架不住中央政令的硬度。诸侯王对京师诏令的服从，昭示着汉初政治框架已然成形：皇帝与丞相可暂去，礼法与制度却在那儿，随时可以收束疆藩。吕后只是利用了它，并以极端手段试探了这副框架的弹性。赵国千里沃野依旧在，刘如意与戚夫人却成了最早倒下的牺牲品，也提醒后世：当皇权、后族与礼制三股力量互相角力时，个人的悲欢往往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