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4年，唐玄宗一道任命，把一个叫周庆立的右威卫中郎将派到广州，让他去管"海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遣，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市舶使"。谁也没想到，这个为皇帝收奇珍异宝的小衙门，会在三百多年后变成宋朝财政的命脉，撑起一座座海港的繁华，也悄悄改写了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唐代以前，中原王朝看天下，眼睛多盯着北边的草原和西边的丝路。海这边的事，一向被视作蛮夷小邦的零碎贸易，连个正经管事的衙门都没有。岭南山高皇帝远，番舶来了，地方官就近接收，珍宝先入州府库，再看心情送多少进京。中央对这条海路上的财富，其实是隔了一层雾的。
 
到了开元年间，情况变了。海上来的船越来越多，波斯、大食、天竺的商船一艘接一艘停泊在广州珠江口。香料、犀角、象牙、珠玉堆在码头，地方官府已经控制不住这股财富外流的趋势。

开元二年，朝廷派周庆立南下，担任"市舶使"。这是历代文献里第一次出现这个职名。市舶使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派出的使职，专门负责"招徕海中蕃舶"，征收舶脚、收市、阅货、登记入册。

这一手棋下得很巧——既不动岭南节镇的根基，又把海上财源直接攥到了皇帝手里。
 
不过唐代的市舶使只是个差遣，没有完整的衙门班子，更没有成文的法规。真正把它办成一个制度的，是宋朝。
 
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国家从藩镇割据中走出来，但底子并不厚。北边契丹压境，西边党项虎视，岁币年年要送，养兵的钱粮如同填不满的洞。宋初的财政，从一开始就是紧绷的。海外贸易这块肥肉，不能再像唐代那样松散地放着。
 
开宝四年，也就是公元971年，宋太祖刚刚平定南汉，岭南的局势刚刚稳下来。他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兼任市舶使，又让驾部员外郎、通判广州的谢处恭兼任市舶判官。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市舶司。和唐代那种孤零零的使职不同，宋代的市舶司有衙门、有官员、有判官、有专项的钱粮账目，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机构。
 
广州之后，朝廷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等海港增设市舶司。北宋初年的海岸线上，从山东半岛一路向南到广州，几乎所有重要港口都被纳入了这张大网。

番商来船，先到市舶司登记，缴纳"抽解"——也就是关税。税率最初定在二成，后来太宗末年降到十取其一，真宗时又调整为十五取一。

除了抽税，市舶司还有一项专属权力，叫"博买"，就是对乳香、犀角、象牙这类皇室专用或者大宗紧缺的物品，由官府直接收购。所得货物，一部分送进京城内库，供皇室享用和赏赐，一部分变卖换钱，直接补贴国库。
 
这套制度的胃口越来越大。到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干脆把市舶司从地方长官手里彻底剥离出来，由转运使专门提举，后来又设"提举市舶"专官，归中央直接管。

元丰三年，《广州市舶条》正式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规范海外贸易的成文法规，也被许多研究者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对外贸易法之一。

它明确规定，海商出海必须从杭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领取"公凭"，没有公凭的船按盗贩论处，货物没收，犯人治罪。法规之严密，已经接近近代海关的雏形。
 
市舶司的收入，也确实没辜负朝廷的算计。宋仁宗皇祐年间，市舶岁入五十三万贯有余；英宗治平时，达到六十三万贯。到了南宋偏安一隅，半壁江山的财政更靠这条海路撑着，市舶之利成了朝廷不能割舍的命根子。
 
也正是从市舶司开始，中央政权第一次系统地把"海"当成了一项国策。蒲寿庚之流的阿拉伯巨商可以做到泉州市舶提举，外商在港口享有专门的"蕃坊"和接待礼仪。

这种气度，在元代被进一步沿袭和扩展，市舶司从宋代的几处增设到泉州、庆元、广州、上海、澉浦等七处，《市舶则法》也在元代趋于完备。

明初本也延续此制，直到嘉靖年间，因倭寇之乱而几次裁撤，最后只剩广东一处独存。清朝索性废止，改设十三行，市舶司这个走了近千年的机构，至此走到尽头。
 
【主要信源】《旧唐书》，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初市舶司制度的设立》，广州博物馆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