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首位代表刘长春参加1932年百米与两百米比赛，他具体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
1931年10月，一个寒夜的北平车站灯火摇晃。汽笛声里，东北大学的列车缓缓进站，车窗贴着“流亡学生”四个字。学校被迫南迁，千余名师生带着行李与实验器材挤在车厢。就在这股人流中，23岁的短跑名将刘长春抱着一捆钉鞋，神情坚定。动荡已至，赛道却仍在心里延伸。
东北的体育土壤并不贫瘠。20年代初，关东州陆上运动大会年年热闹，木屐声夹杂着枪炮回响。刘长春在那片尘土飞扬的操场里第一次跑出11秒8，被同乡孙庆博瞧中；再过两年，他又在旅顺的校际赛里一路冲线，连教员都愣住。张学良随后拍板：“送他进东北大学，场地、教练都给他。”当时的校内跑道是由胶合渣铺成，算不得奢华，却足以让这个贫寒少年把10秒8写进华北运动会的成绩册。有人总结，那些日夜训练比任何励志标语都管用，因为他知道，跑得快就能跑脱贫穷，跑向更大的中国。

九一八事变打断了节拍。伪满洲国急于寻找“国际舞台”，盯上了这条“黑旋风”。“代表新国家去奥运吧，待遇从优。”日方通过亲属递来信件。刘长春看完，提笔驳回，随后把声明送去《大公报》，寥寥二百余字，却字字铮然：“本人为中国人，只代表中国。”一位记者在北平街头堵他，半带恳求：“去不去？美国那边就差你了。”他只回四个字：“非我中华，绝不。”对话至此，态度已明。
国民政府虽口头支持，但预算捉襟见肘。张学良干脆拿出8000银元，算是给这位学生报销全部路费。7月8日，六人规模的中国代表团从上海出发。途中，日本通讯社发文称“满洲国选手刘长春同船赴美”。消息一出，甲板上的中外旅客哗然。刘长春当即拍电报回击：“本人乃堂堂中华，绝非伪满。”短短一句，船舱里掌声一片。

洛杉矶那年并不似阳光明媚，赛前两天暴雨，把草地跑道冲得泥泞。各国选手已提前数周适应场地，中国队却直到开赛前两日才匆匆落脚。进场时，中国排在英文字母“C”序列后，六面小旗子在西海岸微风里显得单薄。刘长春脚蹬补了又补的钉鞋，黑裤白背心，上面缝着“CHINA”拼音。熟悉他的人懂，这颜色借的是“白山黑水”的隐喻。
7月31日上午，100米预赛。枪响，他一马当先，50米前冲势漂亮。可腿上旧伤发紧，后程频频回头。他以11秒1列小组第五，未能晋级。两天后跑200米，21秒9，依旧止步。清晨四点，他给自己定下一条短信：“放弃400米，保存身体。”教练宋君复只说了句：“这很明智。”

回到北平，质疑与掌声并存。刘长春却把重心转向组织训练。东北体育协进会在他的主持下成立，口号只有一句：体育亦可御敌。1933年南京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他以10秒7刷新全国纪录，这一数字直到1959年才被后辈改写。可惜1937年春，他在一次对抗赛起跑时拉伤股后群，不得不脱下战靴。

抗战岁月里，他辗转教书，也在工厂干过苦活，一度因抗日言论被拘。1949年，有人邀他赴台湾，许以高位，被他婉拒。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体育系缺师资，他先后受聘于北师大、东北师大、大连工学院，讲授田径、生理学，还主持课表改革。学生回忆，那是个严师，讲起起跑技术眼神亮得像灯。
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他被推举为副主席。有人调侃：“您终于不是孤身一人了。”他笑着摆手：“队伍大了，责任更大。”1983年3月25日，刘长春因病离世，终年73岁。病房简陋，床头仍放着那双磨损的钉鞋。留给后辈的，不只是尘封的成绩册，更是一个早已在战火中确立的答案——无论跑向何方，名字背后的国旗，只能是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