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癌症晚期疼痛难忍，临终前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坦言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曾实现！
1939年初春，陕北清冷的山风掠过河滩，安吴青训班的土坯礼堂里却总是灯火通明——那是宣传骨干们夜谈的光亮。这里聚了一批写文章、办壁报、排演活报剧的青年，胡乔木正是其中的副主任。青训班的任务很明确：把各地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锻造成宣传骨干，再派往前线与敌占区。紧张的课程、有限的油灯、简陋的伙房，让人吃尽苦头，却也磨出一批笔墨生花的后起之秀。
就在这一年，曾在陕北公学受训的李桂英被分到女生队当指导员，同样要到胡乔木那里报到。她提着军用水壶，敲开土屋的门，递上一纸调令。那天之后，两人在课堂上讨论列宁著作，在伙房里排队分馒头，笔下的批注与口头的争论慢慢拉近了距离。延安的婚恋要过组织关，双方政审、年纪、家庭成分都得一一过目。手续走完，他们的婚礼只有一张木桌、几碗高粱米饭外加两碟酱菜，但把现场老乡看得红了眼——“闹革命还顾得上成家，算是好事呀”。

不久，胡乔木在《解放》周刊发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针对大后方青年中的宗派、颓唐、盲目等心理开刀，言辞锋利又见章法。陈伯达读后拍板：“得让主席看看。”毛泽东翻完手稿，随口一句“这个年轻人坐得住，也写得出”，便把名字记在了本子上。两年后，周小舟改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物色新的文字秘书。负责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找到胡乔木，轻描淡写地说：“你去办公厅吧，主席需要你。”——“我还年轻，怕担不起。”短短一句推辞，被王若飞一句“非你莫属”堵了回去，于是这段长达24年的伴随就此开始。

秘书不是闲差。会议记录要准确，讲话稿要贴合，读书笔记、批示摘录、报刊汇编更得拿捏分寸。胡乔木的长处在于逻辑清晰、行文干净，他替主席起草的文章，《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日后都成了全国干部学习的范本。可这光鲜背后是极端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深夜油灯下改文稿，黎明前陪同收听外电；外出视察，常得席地写提纲。李桂英每逢见面，总是递上一小包自晒干粮，转身便去后方忙于调度妇女演讲队，聚少离多成了常态。

1949年进城，胡乔木又被抽调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共同纲领》的起草；1954年和1982年两部宪法草案，他都是骨干。长年伏案，让他的脊背微驼，同行笑称“笔杆子本就比枪杆子沉”。1965年，他奉命离开领袖身侧，转战中央宣传口，为即将到来的变局四处调研、主持《人民日报》重大改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送完灵柩，他在中南海一角静坐良久，随身小本上只写下四个字：风雨同舟。
进入80年代，党史研究亟须亲历者口述。胡乔木屡屡被请出山，主持《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又兼任社科院与中宣部要务。外人只见他指点江山，却少有人知道，他每晚还在笔记本上草拟《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四年》纲要。1992年夏天，癌细胞扩散，他被家人送进医院。病床前，他拉着李桂英的手，声音低哑：“得赶紧把那段历史写出来，拖不得了。”这句叮咛，成为两人最后的对话之一。

9月28日凌晨，胡乔木溘然长逝，终年80岁。遵照遗愿，家人携骨灰返回延安，细雨中撒向曾经燃起无数篝火的河谷。青训班旧址只剩残垣，但那间曾点着油灯的土屋，依旧让人记起，一个时代如何在简易书桌上打下文字的地基；也提醒后人，亲历者的笔若停，许多细节便随风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