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老红军进京找毛主席帮忙，事情解决后，他向毛主席提出想要一些纪念品可以吗？
1958年初夏，北京西长安街的路面被烈日晒得发亮，库房里的水泥却一袋难求。全国刚走完“一五”计划，钢铁、矿山、干线铁路占去了建材大头，基层部队想给操场铺层水泥，都得层层申请。配额紧张，报上去往往要等大半年。
保定军分区的司令员李德才就在这个“长队”里。他年过半百，脸被风沙刮得黝黑，手掌依稀还能看见当年握机枪留下的老茧。营区里的土场地一到雨季稀泥遍地，年轻兵蹲起训练走一步滑两步。李德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打仗时能衝锋，干建设也得有个硬劲儿，他一句“不能靠等”定了调：进京要料。

许多人对李德才的名字不算熟，却听过他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的那一幕。1935年5月，大渡河水急浪高，他率三挺马克沁机枪死死压制岸对岸的阻击火力，给兄弟部队搭出一条生路。硝烟散尽，脚下的弹壳能没过脚背，他笑说“穿草鞋省鞋底”。就是这种硬骨头作风，让他在和平年代依旧不愿向难题低头。
7月11日拂晓，他带着警卫员，揣半盒“大前门”，坐上了开往丰台的绿皮车。那天的车厢闷热，官兵挤在过道里打着蒲扇。有人小声嘀咕：“司令，没文件就去北京行吗？”李德才摆手：“找老首长说说，事就成了。”简短一句，透着自信，也透着多年浴血后的直率。

当天下午，他已守在中南海西门。卫兵按章盘问，见来人胸口只别了块旧军功章，还是客气请他先去宾馆登记。李德才没多话，掏出那支在延安领的钢笔，写了行毛笔体的小字“李德才到京，有军区紧急建设事”，折好塞进门岗值班本。
次日清晨，院里电话响起：“请李德才同志上午十点到菊香书屋。”上午的北京晒得耀眼，他迈进小院时，毛泽东已等在台阶前，笑着招呼：“德才，你那把老机枪还在不？”就这么一句，二十多年前滩头的呐喊仿佛又在耳畔炸开。寒暄不多，他直接摊开图纸，说明训练场破损、官兵擦伤、保定中学生也借场地活动等实际困难。毛泽东抽着烟，听完抬手拨通电话：“总理，保定军分区篮球场缺水泥，两千公斤，你看安排。”电话那端周恩来只答：“马上办。”

批文拿到手，李德才忽然露出难得的腼腆神情。毛泽东笑着取下自己的旧牛皮腰带递过去，“拿着用吧。”短短一句“多谢首长”，算是最正式的答谢。腰带卷起塞进行囊，那支钢笔紧挨着放好，一如多年前行军时放置弹链。
半月后，三卡车水泥驶进保定。李德才站在车前，一包包检查封口，“不能少一克。”军分区很快把操场夯平铺砂石，可他挥手让出一半水泥，送到不远处的育红小学。校方感激得要立碑，他只说：“多教孩子本事，比立碑强。”水泥凝固后，孩子们第一次在崭新的水泥地上打起手鼓跳起舞，战士们也在新球场练投篮。尘土被压进地基，来往的脚步声变得清脆。

两年后，1960年秋，李德才因积劳成疾病逝，终年57岁。哀乐尚未落，保定就把消息拍电报送京。周恩来放下话筒，沉默良久，说了句：“这是个脚踏实地的人。”那条斑驳的牛皮带被遵嘱送回了江西老家，钢笔则收入军分区档案柜，笔帽上“毛”字已经有些发白。
回看这桩特批，很难用““走后门”来概括。那两吨水泥象征的，是建国初期基层与中央间的直通车，也是战争年代锤炼出的信任延续。资源紧张，但对部队训练的投入不能停；手续繁复，却容得下老同志拍门进言。保定育红小学的学生如今换了一茬又一茬，课间打球仍在那片场地，水泥地面虽被反复翻修，却始终记得第一次浇筑的年份——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