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建议扣押蔡廷锴，叶挺坚决反对，蔡廷锴最终率领4500人出走叛逃会造成什么影响？
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电话局刚恢复通线，关于清党枪声的片断已传遍江西各地，南昌驻军里暗暗生出复杂的情绪。
同一天的夜里，贺龙与叶挺在一间简陋的指挥部对着地图推演南下路线。贺龙低声说：“把第10师稳住，要不麻烦大了。”叶挺只是摇头：“时间紧，先走再说。”寥寥数语，埋下了日后波折的种子。
此时的起义军不过刚刚换过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号称两万余人，却是匆匆由北伐旧部、农军、自卫队拼合而成。枪械杂，军心更杂。国民党左派军官与共产党员同在一条船上，表面是革命同路人，底层却多有观望。行前会议决定三路并进：朱德率四百兵马为翼，叶挺掌握三千独立团居中，蔡廷锴的第10师四千五百人走第二纵队，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却也是最难捉摸的一支。

蔡廷锴出身粤军，早年追随陈炯明，北伐时投张发奎，心思灵活有人说近乎多疑。南昌起义爆发时，他的部队被编进工农革命军序列，他本人也被留任师长。对外，这是“团结左派”的象征；对内，却像把未拆除的地雷压在阵地中央。
8月3日凌晨大雾，三路大军先后撤出南昌。中路的第10师行进最为井然，沿赣江南岸直指进贤。几名党代表发现师部与上级联络多有迟滞，急报前敌总指挥部。贺龙再次建议把这位粤系师长留在南昌整训，以免“半路出岔子”；叶挺担心强行调整会激起更多不安，反对动刀子。双方各让一步，决定派人随行“监督”。

进贤县的城墙在8月5日清晨被第10师轻易接管，随后发生的一幕却让人心惊。蔡廷锴命令将第30团调至县城广场，理由是“商讨补给”。这一团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最多，团长本人就是党小组成员。传令兵奔走吆喝，军官陆续到场，被一一叫进师部，几句话后便被交予卫队护送出城。每人获发十日军饷，枪支留在营部。整整半日，第30团已成空架子，只余稀落新兵。
当天傍晚，第二纵队掉头折向东南，旗帜重新插上蓝天白日。蔡廷锴带走的，是完整的步兵、机枪、迫击炮，留下的，只是一纸“自愿遣散”的口头声明。未及两天，各部才惊觉中路主力已不见踪影。因为未闻枪声，外界却盛传“蔡师长大开杀戒”，谣言四起，动摇尤甚。

这一步棋，让起义军原本的部署瞬间变形。朱德的第一纵队一路山路迂回，原指望进贤会合后共同突破赣粤边防，如今只得孤军向南；叶挺则被迫边战边退，直至会昌才得以喘息。会昌会议上，指挥权彻底集中到共产党员手中，混编的做法宣告终结。从这一刻起，宁缺毋滥成了后续工农红军的建军共识。
回望数据便知损失之重：第10师占起义军兵力近四成，叛离后，南下队伍骤减至不足万人，更糟的是火力与辎重几乎被一扫而空。起义最初的取粤计划随之化为泡影，只能退而求其次，向井冈山区寻求立足点。

值得一提的是，蔡廷锴的选择并未换来想象中的安稳。回到广东，他虽受命暂编为粤军高参，却始终被蒋介石一系视为“疑可用，仍须防”，多年后才在对日抗战中找到用武之地。这段插曲证明，动辄改旗易帜的军人，即便一时得利，也难赢得真正的信任。
南昌起义的火光没有因一次叛变而熄灭，却因此显露了队伍结构的致命裂缝。革命最忌犹豫不决，尤其是枪在谁手、令听谁发，一旦判断失误，代价往往是以千计的将士与一场战略的全盘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