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章伯钧向罗瑞卿报告重要消息，周恩来指示：现在是清算全部旧账的时刻了吗？
1924年春，珠江潮声滚滚，刚建成不久的黄埔军校第一次升旗。站在操场西侧的邓演达环顾四周，心里只有一句话：军人若无人民立场，手中枪杆不过冷铁。他受孙中山“三大政策”熏陶已深，自认应在军队里播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种子。蒋介石彼时也微笑点头，却在交换意见时淡淡回应：“部队要先讲服从。”这句看似平常的话，预示两人不久后的分道扬镳。
黄埔一期毕业，邓演达短暂出国考察，跑遍柏林、莫斯科，寻找联合反帝的途径。回来后，他发现北伐余波未平，四一二屠刀仍滴着血。南京国民政府里，蒋的权力像铁框，一点点收紧。邓不愿沉默，与一群同学商议，决定在上海筹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纲领沿袭孙中山旧愿，强调“农工为本，联共抗帝”。这个新生组织后来被称作“第三党”，人才不多，却骨头很硬。

为了锻炼骨干，1931年夏天，邓在英租界一栋公寓里开办干部训练班。13名青年住校封闭学习，连外卖都由特定人送进。可再缜密的防范，也挡不住内部的沙粒。陈敬斋，这位自称“走过多党派，读懂时势”的眼镜先生，正是那粒沙。课堂上他点头称是，私下却奔波于公共租界的巡捕房与国民党特务处之间。一次午餐后，他拍拍肚子说：“不太舒服，出去买点药。”同学不疑有他，却没想到一场拘捕命令已在准备用人命作为回报。

8月17日午后，训练班结束合影还未来得及冲洗，洋巡捕闯入，枪口一排，带走了邓演达和学员。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邓只是平静地说：“事到如今，各自安心。”随后，他被秘密押往南京。蒋介石从南昌急电：务必亲审。劝降过程持续数日，承诺高官厚禄、甚至“并肩北伐”的软话全数抛出。邓只回一句：“信念若可弃，何谈革命？”劝降无果，11月29日夜，汽车在麒麟门外停下，侍卫长王世和扣动扳机，一声闷响，草色掩埋了37岁的理想。
枪声止住了躯体，却没熄灭火种。12名被囚同志翌年辗转获释，散落各地坚持活动。1947年，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接过旗帜，暗中搜集叛徒线索。两年后，北京的秋风里，农工党代表向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递交清查提案。周密的统战与公安机制开始运转：公安部启动旧案专案组，江西、江苏、上海三地档案被逐一翻检。

有意思的是，陈敬斋自以为掩藏得极好。拿了2000大洋赏金后，他在景德镇化名“陈福林”，租下一间作坊，拉坯制釉，日夜炉火通红，仿佛陶泥可以抹去往昔血迹。1950年初冬，几名陌生“外埠客商”登门谈生意，握手时一人低声说：“老陈，你的手可比瓷器更滑。”话音未落，手铐已锁紧。短短一句俏皮话，也成了20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他的当面宣判。
审讯持续了数周。侦讯员从租界卷宗、旧警备司令部账本，到训练班幸存者口供，一条条对证。陈敬斋起初抵死不认，后来才承认那封送往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密信确实出自自己之手，他说得轻描淡写：“不过写了几行字，就把命运改了。”1950年6月19日，南昌西郊刑场传出枪声，尘封的案卷终于划上句点。

这一桩血债的清算，并未被当作复仇的高潮，而被作为一次制度检验。公安部在总结报告中写下：“革命阵营内部的背叛，一日不查清，历史就有缺口。”农工党则将档案悉数移交，作为警示教育的教材。三年后，邓演达遗骨安葬于南京灵谷寺，碑文由何香凝亲笔题写。松风日夜拂过墓碑，带走尘埃，也留下警醒：革命的锋刃或许敌不过暗箭，但岁月终会为信念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