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徽时，省委书记建议将省会从合肥迁走，毛主席当时是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的？
1949年冬，合肥火车站月台上仍铺着被炮火掀开的碎木板，北来的解放军运粮车偶尔停靠，寒风灌进站舍，谁也想不到这里很快就要挑起全省的担子。放在地图上看，安徽像一条南北被长江、淮河分割的细长腰带，偏南的安庆、徽州历来经济活跃，却离北方太远；偏北的蚌埠、淮南煤炭充裕，却难与山水繁华对接。把圆规脚扎在合肥，半径相同，基本能同时扫到淮北平原和皖南丘陵，这一点在战后显得格外珍贵。
追溯到1667年，清廷把江南左布政使司一分为二，安徽巡抚驻安庆，徽州因商旅云集声名远播，合肥不过庐州府治，道台衙门门前的集市黄昏即散。依靠长江与古驿道，南部城市吸引了税赋、人才，也让省名干脆从“安庆”“徽州”各取一字。可是繁华背后藏着隐痛。太平军进出长江，安庆几成废墟；抗战八年炸毁了徽州通往外省的桥梁与码头。战争逼迫人口大规模外逃，传统中心元气大伤。

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华东野战军在淮海一线推进，皖北乡镇率先稳定。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中央批准设立皖北区委员会、行署与军区，办公地点就放在合肥北郊的旧营房。干部们发现，从这里向南到铜陵、向北到宿县，路程都在一天车程之内，办事效率比想象中高。1952年4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挂牌，合肥正式成为省城——却还是一座没有像样旅馆的城。文件送北京得先坐火车到蚌埠，再挤进里外漏风的里-2型运输机；碰上雨雪，航班随时取消。

1958年夏，毛泽东乘专列沿淮河一路西行，检查防汛与农业合作化。行至合肥，他夜宿省委小楼。省委书记曾希圣递上一封信，简要提议把省会迁往芜湖或蚌埠，理由是交通、人气、财政负担。汇报完毕，他还得转车去北京参加会议。离站前，他再次将难处说了遍。几天后，毛泽东批复送到：“合肥不错，为皖之中……还是合肥比较适宜，你以为如何？”短短数语，把省会去留的天平按回了正中。

那封批复在省委干部中流传甚广。有人感叹：基础薄弱怕什么，位置在那儿；也有人摇头：盖房、修路、拓机场，财政吃不消。但中央的态度已非常明确——新省会必须服务南北均衡，而不是沿袭旧的商业惯性。留在合肥，意味着资源要往中部倾斜；迁去芜湖，则皖南继续唱主角，皖北难以翻身。
决定敲定后，工程接踵而来。合九铁路勘测队扎进大别山，西气东输的早期管线列入议程，骆岗老机场跑道向东延伸数百米，能起降伊尔-18客机。上世纪60年代，淮南煤电外送线路以合肥为枢纽，皖北粮食通过这里转运江南；70年代，中国科大整体搬迁到包河东岸，科研与教育的雏形初具。合肥的城市框架由此撑开，原本像棋子般散落的县城，被一条条公路和铁路线牵成网络。

回头看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战后安徽的最大课题并非“哪座城更富”，而是“如何把两块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重新拧成一股绳”。地理中心的选址策略，为这一目标铺出通道。1958年那封字数不多的批复，并非简单的褒奖或否定，而是一种对全局均衡的坚持。合肥用此后几十年的变化说明，行政决策一旦坐标选对，后来添砖加瓦的劳顿都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