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兵团手下三位军长均为中将，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后来竟降为少将，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呢？
1955年9月27日的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中将名单依次宣读，第10军杜义德、第11军曾绍山、第12军王近山三个人的名字紧挨着出现，台下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就在这一刻，他们的履历几乎像是复写：少年从军，红军、抗战、解放战争一路冲杀，再由二野第3兵团推上前台。然而仅过几年，这条看似并行的轨道却分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时间往前拨回1949年春天。渡江战役硝烟刚散，刘邓大军部队在皖中集结，二野决定将中原纵队主力整编为第3兵团。陈锡联任司令，杜义德坐镇第10军兼兵团副司令，曾绍山统辖第11军，王近山握第12军并兼另一位副司令。三支部队随后沿湘黔铁路南下入川，在重庆、贵阳一线完成收尾作业，标志西南战场基本落幕。

这三位军长的出身相似得惊人。1929年，17岁的杜义德在湖北木兰山区赤卫队打土豪；同年，河南东湾村少年曾绍山挑着草鞋跟着队伍进山；次年，湖北许家村的王近山扛着梭镖跑进红三军团。“都还没长胡子，就背着枪了。”战友后来回忆。血火最先锻炼的不是射击，而是对纪律的服从。在赣南、鄂豫皖根据地的几轮整风中，他们学会了同时握住刀和笔——边战斗，边打包一叠文件送往师部。
抗日战争时期，三人分别站在不同战场。杜义德在百团大战中负责六纵政治工作，太行山深沟密岭里，他要求部队“村落之上先谈民政，再谈打仗”；曾绍山主攻明阳堡、寒王镇，夜色中掷出第一颗手榴弹的总是他；王近山则在襄樊周围频繁穿插，敌军电台给他起了个代号“黑旋风”。这种对比度不大的履历，为他们日后同列一军、同授一衔埋下伏笔。

解放战争进入后半程。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三人率部“脱离后方三千里”，把根据地从豫西一路开到皖西。次年第一个整军命令下来，杜义德的部队并入6纵，曾绍山带人插入鲁西南，王近山把12旅在涡河两岸搅得对手首尾难顾。淮海战役时，第12军围堵碾庄圩，王近山一句“关门打狗”，打出了拖不动也走不掉的黄百韬兵团；而围歼黄维兵团的第10军则由杜义德担纲政治压阵，突击团一个上午攻下双堆集西北高地，创下了全纵队最小伤亡纪录。
枪声停歇后，是新的考卷。1955年授衔条例把“战功、党龄、文化、体检”四条写得明明白白，三位军长顺利挂上中将肩章。可制度也有另一面——对生活作风更为严苛。王近山在西南战役结束后长期驻防昆明、贵阳一带，回内地休整时家事不断，夫妻失和、亲属纠纷接连被告到总政。1958年，中央军委作出处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军衔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调河南农场劳动。消息传来，有人替他惋惜，他却只留下一句：“打仗不能怕死，当官不能怕管。”

杜义德与曾绍山的仕途则稳健许多。1960年，杜义德调海军任副政委，三年后奔赴辽东海岸，使得舰队政治工作迅速成形；1966年，曾绍山在沈阳军区升任政委，正值部队精简整编，东北边疆换防压力极大，他每天拎着公文包扎在一线，直到1970年代才转任济南军区顾问。
王近山在农场度过近十个春秋。1969年冬，他接连写了三封信：一封给上级检讨，一封给昔日战友说明缘由，还有一封给老部下，请他们“该批评就批评”。最终，组织批准其恢复党籍，安排到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虽然军衔未能恢复，但南京前线的将士依旧喊他“王军长”。1978年5月10日，这位“拼命三郎”因病去世，终年63岁；同年底，总参发文追认其为南京军区顾问。

第3兵团在1959年改编为旅大警备区，昔日紧密联合的三军长自此各自分赴不同战位。杜义德于1980年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一直工作到离休；曾绍山在1995年于济南辞世，享年81岁；杜义德则坚持笔耕到晚年，2009年走完97年军旅与人生。
三个人、三条路径，共同汇入共和国的军史。枪声停息后，战功可以被铭记，勋表能够发光，但更长远的考验是另一种战场：制度面前的自我约束与时代变革中的角色转换。有人顺势而上，有人跌宕曲折，皆成历史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