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钱穆劝蒋介石不要定都南京，不然非失败不可，可蒋介石不听，4年后，钱穆的话应验了！
 
1945年，抗战刚打完，所有人都在忙着抢胜利果实，钱穆却干了一件不讨好的事，给蒋介石写信，话说得很重：首都不能定南京，定了就是给自己挖坑。
 
这话有根据，他把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摊开来看，发现一条规律：凡是能撑住场面的大一统政权，指挥中枢一定钉在能俯瞰整张版图的位置，关中的渭河平原，华北的燕山脚下，风大土粗，不产温柔，只产控制力。
 
地势高，军令能顺流而下，背靠内陆，补给线不会被人一刀切断，南京窝在东南角，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地势低，视野更低，历史上但凡把首都搁这儿的，没一个不是偏安政权，六朝古都听着唬人，细看全是短命鬼。
 
钱穆真正害怕的还不是地理，是这座城市对权力阶层的麻醉，他的意思很直白：国家刚从八年血战里爬出来，正是该咬牙拼命的时候，你把首都放在江南温柔乡，等于把脊梁骨主动交给了舒适，可蒋介石压根没当回事。
 
南京是孙中山当年定的临时首都，回南京等于向“总理”交代，这是政治象征，动不得，再说了，他的钱袋子和枪杆子全在江浙，上海的财阀、南京的班底，离开这片地盘，整个权力网络就散架了。
 
还有一层更扎心的：国民党那帮大佬打心眼里瞧不起读书人，定首都这么大的事，能让你一个翻故纸堆的说了算吗。
 
1946年5月5日，还都大典如期举行，蒋介石站在中山陵前，意气风发，那些从重庆苦熬八年的高官们，扑向日本人留下的产业，公馆、洋行、纱厂，抢得眼红，上海夜总会的灯光比重庆防空洞里的煤油灯亮多了，南京官邸的酒杯比战时的搪瓷缸精致多了。
 
醉生梦死这四个字，从来不是文学修辞，是写实，等到打解放战争的时候，问题全暴露了，指挥中枢蹲在东南角，对东北和华北鞭长莫及，战略布局从根子上就是歪的。
 
1949年4月，百万大军过江，长江防线一夜崩盘，那条被当成天险的大河，拦住的从来只是自己人的幻觉，钱穆看得太准了，但看得准有什么用，这个人七岁就能给人拆解《三国演义》里的权谋，十六岁读谭嗣同的《仁学》热血上头直接把辫子剪了。
 
十八岁在无锡乡下小学教书，白天管学生晚上写文章，1918年，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年轻人，硬是靠自学把《论语文解》写了出来。
 
1930年，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震动北平学术圈，顾颉刚推荐他去燕京大学，第二年进了北大历史系，三十六岁才站上大学讲台，不算年轻但够硬，他不迷信西方那套方法论，也不把古书当神供着，他在意的只有一件事：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不能被几句时髦话糊弄过去。
 
1949年，南京城破的那一年，钱穆没去台湾，经广州辗转到了香港，海风湿漉漉的，灯光冷冰冰的，流亡者的心更冷，他和唐君毅几个人借了九龙华南中学三间教室，办起了亚洲文商夜学院，三间屋子，几张桌椅，寒酸得不像话，但灯一亮，书声一起，那股劲儿就撑住了。
 
1950年改名新亚书院，他当院长，台湾那边每月拨三千块港币，连续四年，算是帮这所穷书院续了命，蒋介石对他有真心敬重，抗战时两人在四川聊过理学和历史，蒋还托他编《清儒学案》但敬重归敬重，定都的事，权力从不向书卷低头。
 
1952年4月，淡江惊声堂，四百多人听他讲唐宋史，答问时屋顶突然塌了，水泥块砸下来，旁边的柴春霖当场死了，钱穆头部被重击，从碎石里被人扒出来，去台中养伤四个月，新亚学生胡美琦常来照顾。
 
两人后来结了婚，相差三十五岁，外面议论不少，婚礼只请了十几个人，她后来说那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更像敬重和照顾，钱穆晚年眼睛坏了，很多书稿全靠她整理。
 
1956年新亚拿到美国资助，经济才松口气，香港大学给了名誉博士，1960年耶鲁也给了一个，领奖那天他不穿礼服方帽，只穿普通衣服，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站在大学典礼上，不张扬也不自卑，有一种笨拙的硬气。
 
搬到台湾后住进外双溪素书楼，1968年当选中研院院士，这个名分来得太晚了，1948年就因为治学路子跟胡适、傅斯年那派不对付，被挡在门外整整二十年，晚年最伤人的不是老病。
 
1988年女儿钱易去台湾看他，被卷进身份风波，有人检举有人告状，检方虽然不起诉，但老人心里那层灰擦不掉了。
 
素书楼风波更难看，有人说那是市政府财产，要求九十五岁的钱穆搬走，还嚷着改纪念馆，人还活着，房子已经被争来争去，他全瞎之后搬到杭州南路，捐了不少藏书，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杭州南路新住所去世，享年九十六岁。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