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街头巷尾最抢手的东西是什么？不是紧缺的粮油布匹，而是一只活公鸡。家家户户养鸡、抢鸡、囤鸡，老百姓抱着公鸡挤在卫生院门口排队，只为打上一针新鲜鸡血。这桩看似离谱可笑的真实往事，就是曾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闹剧。

而鸡血疗法的始作俑者是俞昌时，1959年他担任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厂医。1952年，受苏联“组织疗法”启发，他琢磨起另类治病路子。

因发现公鸡体温约42℃远高于人体，便主观认定鸡血含特殊活性物质，注入人体能激活机能、祛除百病。

1959年5月26日，俞昌时在工厂当众给自己注射1毫升鲜鸡血，宣称打完精神百倍、胃口大开，中午吃了八两饭。恰逢全国“技术革新”热潮，他将此事包装成民间重大医学突破，在厂里免费给工友注射，一个月就扎了300多人。

初期反馈全是好评，有人说血压降了、胃不疼了、失眠好了。实则这并非鸡血有效，而是人体对异种蛋白的正常免疫反应——发烧、脸红、头晕，全被曲解成“起效了”。

俞昌时见状愈发大胆，宣称鸡血能治高血压、胃溃疡等50多种病，甚至能抗癌延寿。

消息迅速冲出上海，席卷全国。1960年代中前期，从大城市到偏远农村，“打鸡血”成了全民风潮。医院走廊、卫生院门口，到处是拎着公鸡排队的人，公鸡价格暴涨，一只健壮公鸡能卖到普通人半天工资，却依旧一鸡难求。

当时还有严苛的“打鸡规矩”：必须选当年生、未阉的健壮公鸡；从鸡翅静脉抽血2-5毫升，现抽现打，带着体温注入人体臀部或上臂肌肉；每周打一次，需连续注射才“有效”。

更荒唐的是，打完后出现发烧、红疹等过敏反应，没人觉得危险，反而互相安慰“反应越大，效果越好”。

这场狂热的背后，既有俞昌时的夸大宣传，也有谣言推波助澜。当时流传“鸡血疗法是中央秘密研究的先进技术”，甚至编造“蒋介石靠鸡血续命”的离谱说法。

加之彼时医疗条件落后、缺医少药，普通百姓没钱看病，一听有“廉价神药”，自然趋之若鹜。

1960年，上海静安区卫生局介入，组织研究小组开展临床试验。1962年，对688名注射四针以上的患者跟踪发现，16.6%出现高热、荨麻疹等反应，6例休克。这份数据足以说明风险，但狂热之下，理性声音被彻底淹没。

危险很快显现。未经提纯、消毒的鸡血，带着细菌、病毒和异种蛋白，直接注入人体无异于“引毒入体”。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严重过敏、败血症、下肢瘫痪案例，甚至有人打完直接休克死亡。血淋淋的代价，终于让官方重视起来。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一致认定：鸡血疗法无科学依据，存在极大过敏风险，继续推广必致更多死亡。

半月后，上海向卫生部建议全面禁止。7月23日，卫生部正式下发文件，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治病，劝阻群众相关需求，澄清不实传言，这是对这场闹剧的首次强力叫停。

但狂热难以迅速熄灭。1966年后，社会秩序波动，禁令一度松动，鸡血疗法死灰复燃，1967年迎来第二次全国大流行，波及28个省区，数百万民众参与其中。

直到各地死亡案例持续增加，加之医学常识逐渐普及，这场荒诞运动才在1967年底逐步消退。

这场闹剧绝非偶然，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一是国民科学素养偏低，不懂异种蛋白过敏、血液感染的风险，将免疫反应当疗效；

二是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穷人看不起病，只能寄希望于这种廉价“土方”；

三是集体从众心理，大家都打，没人敢“特立独行”；

四是信息闭塞，谣言传播快，权威辟谣难以触达基层。

如今，“打鸡血”成了流行俗语，形容人突然亢奋、盲目狂热，背后正是这段荒唐历史。

回顾此事，我们不该只当笑话，更应铭记警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性判断，拒绝盲从、远离伪科学；越是信息混乱、情绪狂热，越要坚守科学常识，不被谣言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