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野战军两位著名猛将分别以俘获敌军将领数量最多和善于打恶仗闻名，有哪些事迹值得关注？
1947年仲夏，闷热的江淮大地硝烟滚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周，前有浍河、汝河天险，后有十几万桂系、整编师的铁甲追击，狭窄山道被火网封锁，主力能否突围，不过一线之差。就在这最凶险的关口，一支番号仅六个字、总员额不到万人、装具破旧的部队横插出来，硬生生顶住了敌军的钢铁洪流，为全军打开了生机。指挥这支队伍的人，叫王近山。
这位出身河南固始的汉子，二十出头便在红军中练就了“敢打”“能忍”的名声。大别山一战，他命令部属在山口连打三天，随后主动回马迎敌。“再来！”他在前沿喊了一声，声音哑得发沙，却让身边的战士心里发热。桂系一个师被拖在山谷里寸步难行，给了主力南下的时间。战后清点，六纵伤亡虽重却仍保存建制，自此被前线公认为“掩护之王”。邓小平后来回忆，“最难啃的骨头，常常要他去咬。”一句话，道出王近山在中原野战军序列里的分量。
如果说王近山是挡门的硬钉子，那同属中原野战军的周希汉，则更像一把随时骤然出鞘的快刀。翻阅战史，自同蒲、临浮到豫东、汾孝，再到淮海、渡江，周希汉的部队几乎场场在侧翼兜抄、迂回穿插，专挑敌指挥部下手。据战后统计，他在解放战争阶段俘获和击毙的敌军师团级以上军官，高达60余人。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这份数字颇为亮眼，也难怪老首长刘伯承私下里把他比作“会动的尖刀”。

追溯两人一路成长的轨迹，可发现共同的底色：红军时期的熔炉。1928年，年仅16岁的周希汉在湖北麻城穿上灰布军装；一年后，年方17的王近山也走进了战壕。几年腥风血雨，把他们炼成了在抗战岁月里能够独立带队打游击的基层干部。羊儿岭，是周希汉最早扬名的地方。那是1941年冬天，他带着一个加强排，顶在山梁上掩护129师师部突围。枪膛打红，他却抬手呵斥：“后边的别慌，跟我来！”刘伯承事后感慨，这孩子身上有股老红军的轴劲儿。
有人说，中原野战军打的是“满堂红”的仗。背后秘密不全在兵力，而在干部的层层锻造。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合流后，不少精锐被充实到129师，又在抗战八年的山地拉锯中练就灵活机动的打法。到了解放战争，这种底蕴遇上更宽广的战场，优势便彻底释放。周希汉一连串的精彩“擒将”动作，说白了，靠的就是小股穿插、近距离突击，以及对敌指挥节点的精准拿捏；而王近山的纵队则展现了对恶战的顽强适应能力，可攻可守，可成硬墙亦能当尖矛。

1948年冬，淮海战役进入胶着阶段。中原野战军被赋予侧后封闭任务，必须锁死敌军退路。周希汉领受的命令是“咬住东线”，他率部沿津浦线南下，数昼夜强行军，抄到宿县外围。那一仗，夜雨泥泞，火网交织，他带一支侦察连迂回至敌师部背后，抓到两名旅长、数十名团、营级军官。敌阵瞬间指挥失序，包围圈就此合拢。参战老兵回忆，若无这次“拔牙”，后续的围歼恐怕要多付不小代价。
渡江前夜，王近山再一次被推到锋线。他的纵队要在长江北岸抢占三江口，给东进大军打开水上通道。潮水湍急，暗礁遍布，几条机帆船上坐满突击队。船一靠岸，他第一个跳入水中，拖着电话线匍匐上岸，指挥火力点封锁江堤碉堡。凌晨两点，江对岸的探照灯刚刚熄灭，渡口已被牢牢控制。三天后，华东、华中两路大军在江南胜利会师，纵队番号旋即改编为新编军。
与大战刀光剑影同样重要的，是战后梳理出的数字。军事档案显示，解放战争期间，中原野战军共计缴获国民党军师级以上军官百余人，其中近三分之二落入周希汉部的口袋；大别山至渡江一线，王近山纵队执行正面或侧翼突击十余次，累计压制敌军装甲部队三十余辆。数字冰冷，却提示一个事实：基层将领的决断，直接影响了华中战场的能量转换。

有人或许会问，这种“名将辈出”的景象是否偶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干部出身的多样化、长年游击战的淬火、以及刘伯承、邓小平倡导的灵活用兵原则，共同塑造了这种现象。在敌强我弱、地形险恶的条件下，唯有把指挥权下沉，让懂地形、懂士兵疾苦的基层将领自主拍板，才能以小搏大。周希汉的斩首行动、王近山的阻击战，无不说明：宏观的战略，需要微观的胆识与技巧去兑现。
1949年秋，广州解放。周希汉的部队在珠江畔完成最后一次强渡，随后直插西南，与王近山南下部队在云南重逢。硝烟散去，他们各自履新，再无鏖战声，却把那一套“能打、敢打、灵活打”的经验写进部队条令。多年以后，研究解放战争的史家总结：如果说决策层定下了棋局，那么像周希汉、王近山这样的“棋子”，靠的是对战场分寸的敏锐把控，把一盘复杂棋局走成了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