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大李玫瑾教授曾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街头有人摔倒，旁人伸手一扶，本该是最朴素的善意。可偏偏有些故事，开头是热心，结尾却像拆盲盒：有人被感谢，有人被索赔，还有人被一句“不是扶的，怎么会在现场”堵得心里发凉。

于是，“扶不扶”不再只是道德选择，还变成了社会考题。李玫瑾教授相关建议在舆论场引发共鸣，原因并不复杂：善良不能靠碰运气，公道也不能靠摄像头临时救场。

这类话题最刺人的地方，不在于老人摔倒本身，而在于少数人把同情心当成提款机。扶人者原本只是路过，手刚伸出去，麻烦就像胶水一样粘上来，赔偿张口就来，证据却像冬天的蚊子，半天找不到影。

法律并没有让好人裸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规定常被称为“好人条款”，目的就是给善意救助撑腰，让见义勇为不再先算风险账。

也就是说，扶人不是“谁扶谁赔”，救人也不是“谁善良谁倒霉”。只要事实证明行为属于自愿紧急救助，法律保护的方向非常清楚：该暖的是好人的心，该冷的是讹人的胆。

人民网曾关注过“义工扶92岁老人被讹只能靠监控证清白”的事件。老人摔倒后被义工扶起，后来家属产生争议，最终靠监控还原情况。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讨论，正在于不少人担心：如果当时没有监控，好心人又该拿什么证明清白？

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段子，落在当事人身上却一点都不好笑。做好事还要先环顾四周找摄像头，热心群众像侦探一样先取证再出手，这种场面本身就说明，少数恶意索赔已经伤到了公共信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纠纷未必只是老人一个人的问题。老人年纪大，记忆可能混乱，表达也可能不清楚。真正把事情拱成“大案”的，往往是旁边急着算账的家属。

老人一句“记不清”，家属立刻接上一句“肯定是他撞的”；老人还没开口，索赔数字已经排队出场。这样的桥段看似夸张，现实里却并不少见。如果有人明知没有证据，还鼓动、威胁、纠缠索赔，那就不是误会，而是把善意当猎物。

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所谓“碰瓷”，包括故意制造或者编造被害假象，以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指导意见还指出，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及时侦查，全面收集证据，调取监控、证人证言等材料，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就说明，标题里的“严惩”不能理解成情绪化泄愤，而要回到法治轨道。普通误认和恶意讹诈不是一回事，记忆偏差和故意编造也不是一回事。办案要看证据、看行为、看主观恶意，不能一听索赔就定罪，也不能一看年龄大就放任。

敲诈勒索罪同样有明确规则。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犯敲诈勒索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判处罚金；没有获得财物的，也可以在法定范围内判处罚金。换句话说，“不够判刑就高额罚款”这类说法，真正可取的地方在于提醒社会：讹诈不能零成本，恶意索赔不能只靠道歉收场。

但有一点必须讲清楚，惩罚不能搞株连，更不能把无关亲属一锅端。社会主义法治讲的是谁行为、谁负责，谁参与、谁担责。若子女在场指使、编造事实、围堵施压、参与分赃，就应依法追究相应责任；若亲属并未参与，不能因为血缘关系就被情绪推上处罚席。

真正有威慑力的办法，不是喊得越狠越好，而是查得越准越好。谁报假警，依法处理；谁虚构事实索赔，依法追责；谁围堵、滋扰、威胁好心人，依法定性。这样一来，老实人不用怕，真摔倒的老人也不会没人扶。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依法惩治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典型案例也释放出清晰信号：不管手段怎么换，本质上只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威胁、要挟等方式迫使他人交付财物，符合法定条件的，就要依法惩处。这个逻辑放到恶意索赔场景里，同样有警示意义。

中国社会历来讲扶危济困，也讲是非分明。好人做好事，不该像踩雷；老人遇困难，也不该被少数人拖进舆论泥潭。扶人者需要保护，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更需要保护，因为公共信任一旦被败坏，最先受伤的往往还是弱者。

街头救助最理想的画面，不是人人举着手机互相防备，而是有人扶人，有人报警，有人协助取证，有人依法处理后续。善良要有温度，规则要有硬度，两者合在一起，才是社会最稳的底盘。

“扶不扶”的答案不该变成一道冷冰冰的选择题。一个健康的社会，既要让摔倒者有人扶，也要让扶人者不被讹。扶起老人，是文明；惩治讹诈，是公道；让文明和公道站在一起，才是中国法治最有力量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