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平失守后，29军军长宋哲元的姨太太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见她身怀六甲，竟然拿她做实验，用锋利的手术刀划开她的腹部……这一幕发生在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秘密基地里。

石井四郎当时正狂热于所谓的“母体极限观察”，宋哲元的这名家眷成为了石井四郎眼中的稀缺材料。手术台上，石井四郎命令军医在不使用麻药的情况下，生生剖开宋哲元姨太太隆起的子宫，以此观察胎儿在母体剧痛时的生命体征变化。

女人的惨叫声穿透了实验室的钢门，但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只是冷漠地记录着出血量。这场个人悲剧的起点，得从宋哲元在平津局势中的犹豫说起。

宋哲元出身西北军，曾是冯玉祥麾下的“五虎上将”。早在1933年的喜峰口战役中，宋哲元率领29军以大刀队夜袭日军，砍下数百颗日军人头，这让日军对29军恨之入骨。

1935年《何梅协定》后，宋哲元主政冀察，拥有兵员十万，人均配发捷克式步枪。然而在1937年7月，宋哲元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在日军与南京政府之间寻求平衡。

日军却早已通过汉奸潘毓桂摸清了29军的兵力部暑。潘毓桂当时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将29军的所有军事行动计划暗中送交日军华北驻屯军。由于宋哲元对日存有幻想，导致南苑阵地的防御工事在开战前极其简陋。

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军香月清司中将集结步兵、坦克在敌机掩护下向南苑发起总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亲率军训团的学生兵迎击。

这些平津地区的学生大多只有20岁左右，手中只有大刀和临时配发的步枪。日军由于掌握了潘毓桂提供的军事情报，准确轰炸了29军的通讯中枢。

佟麟阁在激战中腿部受伤，随后在撤往北大红门的小路时，遭遇敌机低空扫射，头部中弹壮烈牺胜。为了躲避日军搜寻，北平柏林寺的僧人协助部下，将佟麟阁的灵柩秘密停放在寺内，并化名“王思源”藏匿了整整八年。

同一天，132师师长赵登禹正带领部队在团河一带苦战。赵登禹当时接替了南苑的指挥权，但撤退命令下达太晚，日军已在赵登禹撤退的必经之路大红门预设了伏击圈。

赵登禹乘坐的轿车被密集的炮火覆盖，赵登禹的双腿被炸断。临终前，赵登禹对身边的传令兵说：“回去告诉赵登禹的老母亲，赵登禹为国战死了，对得起祖宗。”赵登禹牺牲时年仅39岁。29军在南苑损失惨重，七千余名守军仅剩下不足两千人，鲜血染红了南苑的阵地前沿。

宋哲元在撤离北平前，考虑到这名姨太太已有九个月身孕，实在无法承受颠簸，便将其安置在城内民居。然而日军进城后，通过伪政权的人员名册，很快锁定了宋哲元家属的住处。

潜回北平的吴副官与宋哲元姨太太在城门口被日本宪兵拦截，吴副官身上藏匿的宋哲元密信被当场搜出。石井四郎得知俘虏身份后，立刻下令将其运往哈尔滨。这名无名女性在闷罐火车里挣扎至1937年秋天，最终在731部队的手术台上被终结了生命。

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感叹：“战争本就是违背人类理性及其本性的最痛苦的事情。”
离开华北后的宋哲元，长期在抑郁中苦撑残躯。

1938年起，宋哲元不仅失去了实权，更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和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1940年初，宋哲元回到夫人常淑清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

宋哲元在病榻上常因想起南苑牺牲的子弟兵而失声痛哭，并反复叮嘱家人要把蒋介石当年的授权密电编入传记，以此证明宋哲元并非主动弃城。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绵阳病逝。国民政府追赠宋哲元为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亲笔为宋哲元书写了碑文。

然而石井四郎等战犯在1945年后并未受到惩罚。石井四郎与美国达成了泌密交易，石井四郎交出了8000多张人体实验病理幻灯片以及关于细菌战的长篇报告。

1947年，美国远东司令部情报官希尔正式宣布，豁免石井四郎及其731部队成员的战争罪责。另一名成员北野政次战后竟创办了“绿十字”公司，在日本医药界风光无限。

石井四郎则在东京经营诊所，甚至被聘为德特里克堡基地的顾问，直到1959年因癌病死。正义在历史的交易中缺位，而宋哲元家眷与南苑牺牲者的冤魂，却永远沉没在了那段黑暗的旧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