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一个日军少尉把婴儿挑在刺刀尖上拍照寄给妻子。他妻子回信中写："干得好，为咱们家争光！"

这封信很快被当地妇人会当作"爱国样板"递给了报社，登上了报纸。少尉川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1939年攻打徐州时踩上地雷，从此消失在战场上。那封信和那张照片却没有跟着消失，留在纸面上，留到了战后审判的桌上。

川岛所属的第十六师团，指挥官是中将中岛今朝吾。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当天，中岛在战时日记里写下了一段记录：面对城内聚集的大批俘虏，"不留俘虏"的方针以经确立，各部接到命令，将人分批带到隐蔽地点"解决"。

日记里记明，仅一次处置便涉及约一万五千人。这段文字的语气异常平静，不带任何情绪波动，像是在登记一批军需物资的调拨去向。

1937年12月初，大多数外国侨民已陆续离开南京，留守的少数人自发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城内划出了一块约3.86平方公里的中立区。

主持这件事的是约翰·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纳粹党党员。拉贝起初留下只是为了守着公司财产，但他很快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让他没办法走。安全区最多时收容了约25万名中国平民。

拉贝几乎每天都在写日记，记下他亲眼看到的枪杀、强奸、焚烧，写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现场经过，有时还附上照片或文件副本。他不止一次以纳粹党员身份正式出面与日军军官交涉，要求对方不得进入安全区。那些谈判的来回，连同他目睹的一切，都留在了那本厚厚的日记里，没有丢。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写过这句话，放在拉贝身上格外准确。安全区撑过了最惨列的那段时间，但拉贝战后回到德国，却陷入了困顿。

两千余页日记整理成报告，他四处递送，几乎无人理会。最后帮拉贝度过最难熬时日的，反倒是当年在安全区里活下来的南京幸存者，这些人得知拉贝的处境后，募集了食物和钱款寄到德国。

1950年，拉贝在贫困中去世，日记被家人沉封保管。直到1990年代，美国学者张纯如辗转找到拉贝的外孙女，那批日记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南京大屠杀国际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手资料之一。

东京审判上，检察方以"指挥官责任"对松井石根提起指控，罪名是放任部下实施暴行而未加制止。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松井石根死刑。

同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等六名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被同日绞决。这套关于指挥官连带责任的法律认定，此后成为国际人道法领域的重要判例，影响了此后数十年各类战争犯罪审判的实践方式。

同属第十六师团的士兵东史郎，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面对自己亲历的一切。战后，东史郎将战地日记整理出版，书名叫《我的南京步兵队》，里面记下了将中国人绑在电线杆上练刺杀、塞进邮袋浇汽油点燃等细节。

昔日战友把东史郎告上法庭，他一度败诉，但东史郎此后一直在道歉，反复说那种日常暴行是如何在士兵之间逐步形成的。

至于从上海一路向南京杀过去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那两个在南京城陷时比赛砍人、在紫金山下拄刀合影的少尉，他们最终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不是在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