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尽甘来人始悟，塞翁失马岂非福》
——说古往今来成败相生之理

昔者塞上有善术者，马无故亡入胡，邻人皆往吊之。其父笑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观塞翁之事，乃知人生之妙，尽在对立相生之间。渴者饮泉，方知水之甘美；倦者卧榻，始觉床之安舒。若未尝历败绩之辱，何以知成功之贵？不入绝望之谷，何以识天堂之门？天堂与地狱，本非二途，实一物之两面，成败互为其根，苦乐相互倚伏。勾践尝胆，以会稽之耻为功业之基；司马迁忍辱，以宫刑之痛著千古之史。诸君且坐，试听在下为诸公道来。

其一曰：苦为乐之根，败为成之阶。

越王勾践之困于会稽也，可谓至矣。社稷倾覆，身为人臣，栖于石室，养马于吴，其辱也甚矣。夫差每出，勾践执鞭为御，国人闻之莫不涕下。此境岂非地狱乎？然勾践返国之后，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每日自问：“女忘会稽之耻邪？”于是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及至二十余年后，一举破吴，夫差自刭，勾践乃成春秋霸主。当其困于吴时，谁复信此困厄终成王业之基？由此观之，所谓成功之天堂，正由失败这地狱一阶一阶垒就。故曰：失败者走了九十九步，成功者最终只走了一步——这一步名曰“再坚持一下”。

其二曰：辱为荣之本，痛为志之砺。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身陷大辟，家贫无钱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卒就腐刑，乃天下之至辱也。当其身受此摧残，痛苦之馀，欲引决自裁者数矣。然转念思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遂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于是穷愁著书，终成《史记》百三十篇，留金石之功，为千古史家之至荣。当其受刑之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此非地狱而何？然正因此深深之痛，方使其立下烁烁之志；正是这盈盈耻辱，促使其修成煌煌之业。若无宫刑之痛，其《史记》未必能如此沉郁顿挫、慷慨悲凉。故曰：痛苦者，天堂之门票也；耻辱者，成功之铺路石也。

其三曰：失为得之母，贬为高之阶。

东坡先生之谪居黄州也，以乌台诗案，几死者数矣。文章之狱，古今罕见，其困厄可谓极矣。虎口余生之后，贬任黄州团练副使，有名无实，其挫败也甚矣。然黄州五年，乃东坡人生之转捩点。其间所作，有“大江东去”之豪迈，有“一蓑烟雨任平生”之旷达，有《前赤壁》《后赤壁》之飘逸。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令苏辙瞠然不能及也。后复贬惠州、儋州，东坡竟自嘲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当其身处瘴疠之地，食芋饮水，何其困顿！然正是在这般困苦之中，其人愈粹，其文愈高，其境愈阔。若无此数次贬谪，便无此千古奇才。故曰：远行者得见天地之大，被困者反窥其内心之广。所谓远方便是天堂，盖以此也。

其四曰：孤为情之芽，独为爱之种。

诗家王国维有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莫不与孤独有关。白乐天浔阳江头，夜闻商妇弹琵琶，感同病相怜，作《琵琶行》六百一十二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岂非孤独中见真情者乎？李太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此岂非孤独中见天地者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高洁之境，亦在孤独中养成。孤独非苦，乃爱情之等待；寂寥非祸，乃知己之将至。若始终身在喧嚣繁华之中，如何能辨真心？若无孤独之日，安得爱情来时之欢欣？

嗟夫！观此四事，可知天堂地狱，本为邻里。人若渴了，饮水即天堂；若累了，卧榻即天堂。切莫在顺境中志得意满，亦莫在逆境中灰心丧志。夫君子当知：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莫以一时的得失而废凌云之志。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非坚持不能至也。否极而泰来，苦尽而甘至，此天道自然之理。循此理而行，则虽处困厄之中，天堂不远矣！

谨以王荆公《游褒禅山记》之语赠诸君：“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