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党对叛徒彻查，当时负责照顾护送瞿秋白的周月林有最大嫌疑，被捕入狱，没想到一直到1979年，因为一张报纸刊登的新闻，才发现周月林是被冤枉的。

这件事要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2月。瞿秋白当时肺病沉重，无法跟随主力红军长征，只能留在闽西苏区。党组织安排了一支小队护送瞿秋白展转去往香港，成员有何叔衡、张亮、周月林和邓子恢。

瞿秋白化名林琪祥，扮作走乡行医的郎中，周月林以护士身份做掩护，张亮则伪装成客商老板娘，一行人悄悄穿越敌占区，打算从福建长汀出发，向东南方向走。

2月24日清晨，队伍渡过汀江，刚到长汀县水口乡小迳村，就遭到了福建省保安十四团的包围。情势万份危急，队伍被迫兵分两路各自突围。何叔衡与邓子恢走同一路，但何叔衡年近花甲，腿脚早已不灵便，越走越慢，到一处悬崖边时再也走不动了。

何叔衡对邓子恢说，别管我，你先走。邓子恢不肯，死死拉着何叔衡，两人在崖边僵了一阵，何叔衡突然推开邓子恢，纵身跳了下去。

敌军搜山时，两名团丁在崖底发现了一位浑身是血的老人，已经昏迷过去。正在翻身搜寻时，老人忽然睁开眼，死死抱住团丁的腿，两枪打过去，挣扎才停下。何叔衡就这样牺牲了，但整个经过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建国后公安机关审讯了当年的凶手，那段情形才算还原出来。

邓子恢冲出了包围圈，而另一路的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三人则落入敌手。被俘后，三人咬紧牙关，一口咬定林琪祥是个路过的大夫，什么都不知道。敌军反复审讯，前后拖了两个多月，依旧看不出任何破绽。周月林和张亮挨过了这段严审，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党的信息，也没有供出队伍中任何人的真实身份。

让瞿秋白身份暴露的，是另一条线索。护送计划由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一手策划，万永诚自己已在战斗中牺牲，但万永诚的妻子徐氏熟知整个计划的内情。

1935年4月10日，国军第八师在归龙山一带将徐氏俘获，徐氏随后供出了瞿秋白等人被俘的相关情况。紧接着，敌方又找来了曾在苏区工作过的叛徒郑大鹏，安排郑大鹏在暗处做了指认，林琪祥的真实身份就此落实。

从被俘到身份曝光，前后超过两个月，这段时间里周月林和张亮一句关键话都没有说过。

1935年5月23日，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下了约两万字的《多余的话》，开篇引用了《诗经·黍离》里的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文中，瞿秋白坦言自己本质上是个文人，称参与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这两句诗，在瞿秋白身后成了争议的核心，被人反复援引，绵延了几十年。

6月18日，宋希濂奉命在长汀执行。行刑前，宋希濂备了一桌酒席，瞿秋白独坐凉亭，自斟自饮，唱了几遍《国际歌》，然后走向罗汉岭下的草坪，盘膝坐下，对行刑者微微点头。

周月林从1955年起持续遭受审讯，对方追问的重心始终只有一个：瞿秋白死了，为什么周月林还活着？周月林拒不认罪，一直坚持申诉。1965年，周月林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先关在北京郊区的农场，后又押往山西榆次女子监狱。

在那里，周月林年年都在写申诉信，把1935年那次突围的经过一遍遍写出来，每一次都写的很详细，凡是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细节都写进去了。丈夫梁柏台早年已在战事中牺牲，周月林没有子女，身上的病也一直没好，但这些都没让周月林搁笔。

1966年后，《多余的话》被贴上"叛徒自白书"的标签，在全国大量翻印流传。1972年的文件白纸黑字写道：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两桩冤案，都被压在了那段漫长岁月的最深处。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档案人员在整理旧材料时翻出了一份1935年的《福州日报》。报道里清楚写着，供出瞿秋白行踪的，是万永诚之妻徐氏，与周月林没有任何关联。

1979年11月15日，74岁的周月林坐在北京的法庭里，听着法官把判决书一字一句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