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5日，德国吕贝克，7岁的安娜因为和母亲玛丽安娜发生了一点小争执，赌气没有去上学。

对许多家庭来说，这原本只是孩子一时任性的一天。可是对玛丽安娜来说，那一天之后，她再也没有等到女儿回家。

安娜在外面玩耍时，遇到了邻居克劳斯·格拉博夫斯基。这个男人35岁，是一名屠夫。安娜以前去过他家，因为他家里有猫。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邻居、熟人、猫，都意味着亲近和安全。她没有防备，也不可能识别一个成年人隐藏在表面友善之下的危险。

格拉博夫斯基把安娜诱骗到自己家中，囚禁并性侵了她。几个小时后，为了掩盖罪行，他用未婚妻的紧身裤将安娜勒死，把她的尸体装进纸箱，丢弃在运河边。

凶手很快被抓获。更令人愤怒的是，他并不是第一次伤害儿童。此前，他已经因为性侵多名女孩被定罪入狱。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失控的人，而是一个早已暴露出危险性的儿童性犯罪惯犯。

案件进入法庭后，真正击穿公众道德底线的，是凶手的辩护策略。他不仅没有真正承担罪责，反而试图把责任推到安娜身上。他声称，是这个年仅7岁的女孩试图勾引并敲诈他，他因为害怕重新回到监狱，才“失手”杀人。

这句话几乎超出了一个母亲能够承受的极限。一个年仅七岁的女孩试图勾引他，法庭上这些无耻的辩论常常是让很多被性侵的受害者最后放弃走法律途径的障碍，因为会造成无尽的二次伤害。

一个7岁的孩子已经死去，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可凶手仍然可以站在法庭上，借助法律程序赋予他的辩护空间，继续羞辱这个孩子。玛丽安娜坐在那里，听着杀害女儿的人把污名泼向自己的女儿。那对她来说，不只是审判，而是第二次失去安娜。

1981年3月6日，庭审第三天，玛丽安娜穿着风衣，带着一把贝雷塔70型手枪进入法庭。她走近正在受审的格拉博夫斯基，对着他的背部开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她连开8枪，其中7枪命中，凶手当场死亡。

玛丽安娜没有逃跑，也没有否认。她只是平静地说：“我是为了安娜才这么做的。”

这起案件震动了德国，也引发了关于“私刑正义”的巨大争论。法治社会当然不能允许个人用枪声替代审判。再深的痛苦，也不能让一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可是，公众对玛丽安娜的同情，并不只是因为人们理解复仇，而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儿童性侵案件中最令人窒息的一面。

这类案件往往极难定罪。它们通常发生在封闭空间里，没有目击者；受害者年纪太小，语言表达能力有限，甚至无法准确描述发生了什么；很多孩子因为恐惧、羞耻、困惑或被威胁，无法第一时间说出真相，导致关键物证消失。进入法庭之后，检方必须证明有罪，而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施害者却可以利用孩子记忆不完整、表达不稳定、创伤反应复杂等特点，制造所谓的“疑点“。

我分享这个例子，给那些至今仍然给我连发十条评论为Michael Jackson辩解的人。这些人缺乏起码的世间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