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的五月，有两拨朋友出于关心，保护了我。
​以前在广州认识的重庆朋友，他读了南风窗一篇关于北川的报道，觉得可能会给我和杂志带来大麻烦，安排公司员工在重庆收购了好多当期杂志。当时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会坚决反对他这样做的。
​另一拨是北京的几位朋友，同样出于对我的爱护，“人家学东做的是正事，我们能帮就尽量帮他们吧”，给我和南风窗作了遮掩。后来兄弟电话我：“只能帮你到这了，如果最后有事，别怪我们了。”
​事过境迁之后，我对两种不同做法都心怀感激，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