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子夫得知女儿遇害后当即自缢，汉武帝刘彻为何要求立即处死她的儿子刘据？
公元前120年初春，长安修筑已久的驰道再次翻修。青石未干，贵戚的马车却早已驶在禁行线内，鞭声脆响，尘土飞腾，路旁军吏噤若寒蝉——皇室的特权，谁敢挡？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名身着绣衣的监察官勒马高喝，让侍从截停车辇。旁人惊叹：这条路从来只拦庶民，今日竟然拦到了馆陶长公主的仪仗。
驰道制度始于秦，汉承其制，凡非急诏、军情，一律不得横行。可多年荣宠的贵戚早把这条规矩当作摆设，千金马车呼啸而过，平民只能跪地回避。那名监察官却不管这些，他叫江充，原是赵国小吏，改名进京不过数年，却仗着“直指绣衣使者”四字的权柄，敢在帝都最硬的石板路上拦车执法。消息传入未央宫，武帝非但不怒，还轻描淡写地说：“爱卿不徇私，朕心甚慰。”自此，江充在朝中声名鹊起。
如果时光再往前倒退几年，会看到江充初入长安的情景。那时赵国太子刘丹尚在位，宠妃恃宠悖礼，与宫女私通。秘密被太子妃的胞兄——江充——撞破。刘丹恼羞成怒，要置他于死地。江充连夜易名，潜行数千里奔到长安，一纸密疏将刘丹的荒唐事捅到天听。武帝正因诸侯屡犯头疼，索性“杀鸡儆猴”，下旨废黜刘丹。赵王刘彭祖惊惶失措，率兵请罪，请求镇守边郡以赎过。江充由此一跃而上，挂印出巡，成为皇帝的“耳目”。

绣衣使者本为临时机构，职责是纠察王侯大臣僭越。可权力过大，往往变味。江充骑着高头大马穿行在长安街头，见谁敢占用禁道，立刻拿人。太子的近侍有次匆忙驰过，被他叫停，当场押解入狱。太子刘据只得亲自求情，却换来江充一句冷冷的“法度面前，殿下亦当自重”。这一句，把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彻底点燃。
更大的风暴在公元前92年掀起。丞相公孙贺的爱子公孙敬声，被查出侵吞军粮。为了替儿子开脱，公孙贺献上一名被通缉的大盗“以功赎罪”。谁料这名大盗在狱中一口咬定：丞相父子与阳石公主暗地诅咒皇帝，行使巫蛊。武帝本就对近臣心生疑惧，江充见缝插针，当夜抄了公孙府，搜出几件刻满符箓的小木偶。父子双双毙命，阳石公主也被牵连。此案之后，长安城里的空气仿佛结了霜，贵族们走路都要回头看一眼，生怕背后多出一只“绣衣”的手。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法律里有“以功抵罪”一条。理论上，这是给功臣改过自新的机会，可一旦扣上“谋反”“巫蛊”这顶大帽子，再高的功劳也保不住脑袋。赎罪机制原本旨在防止冤杀，却在江充手里成了撬杠，口供可以诱逼，证据可以嫁接，想翻身几无可能。
公元前91年，武帝身体抱恙，终日闭居甘泉宫，丹药、符水、扶柳枝成了枕边之物。朝中谣言四起，说有人在暗中埋木人、写诅咒，祸首指向太子府。江充揣着陛下的手令，带兵闯入东宫，从井台、壁缝到婢女的妆匣，翻了个底朝天，果然掏出了一堆削了指甲的木偶。消息传回宫中，武帝眉头紧锁，沉默良久，只下令五个字：“依法从重处。”
此刻的太子刘据已无退路。他本想进未央宫自辩，却被禁军阻拦。家臣们劝他：“殿下若不自救，将同母后俱亡。”刘据沉声道：“孤乃储君，焉能坐视无辜受祸？”当夜，他率人直扑江充府第，乱军中江充伏诛。血光冲天，长街惨叫。可这把刀落下，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

未央宫里，卫皇后听见钟鼓大作，心中早知不祥。当她的贴身侍女泣声传报“诸邑公主已被下狱问罪”时，这位曾经母仪天下三十八载的女子沉默了片刻，只让人取来白绫。没人劝得住，她自缢时面向北阙，一语未留。
太子率少数部曲突围，自昌陵北门奔向渭水。追兵如潮而至，城外仓皇几战，旧部溃散。四面烽火映出长安夜空，太子藏身一寺。数日后被围，走投无路，他在佛像前长叹：“孤负母后！”遂自刎。时年四十余。
动乱平息，江充党羽仍掌要津，自以为大功告成。岂料一年后，风向突变。武帝亲阅档卷，才知木偶原是江充预先埋置。更刺眼的是，太子留在寺墙上的血书：愿父皇明鉴。老人翻来覆去，彻夜无眠，终于痛定思痛，下诏恢复自高祖废除已久的“夷三族”之刑。江充三族及其同党悉数伏诛，尸骨无收，连带苏文、李广利、刘屈氂亦被问斩。长安百姓私下感慨：“夜行者可放心矣。”

有人说，这是汉武帝一生最大的败笔；也有人说，这是皇权与制度矛盾的必然爆裂。细观始末，江充固然阴狠，真正要命的却是权力过于偏听。监察使者的本意是扶正纲纪，可当它与皇帝的恐惧相互放大，反而像脱缰之马，越跑越狂。一个谏言的缺口被堵死，代价就是皇后、太子、两位公主及无数将相性命的灰飞烟灭。
试想一下，若武帝依旧像壮年时那样，亲自召见多方臣子，交叉核对消息，或许巫蛊闹剧会在萌芽中止。但历史没有如果。公元前87年，这位横扫匈奴的天子在五柞宫病逝，托孤遗诏里提到“毋令无辜复受兵焰”，话音虽沉，终究来得太晚。时代巨轮早已碾过卫氏与刘据的墓草，只留下未央宫西阙那面残壁，上面隐约还能辨出当年御笔写就的诏书残痕，提醒后人：权力若失去制衡，再铁的车轨也会被欲望冲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