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卖馒头的大姐路过屠宰场,撞见一头刚从母牛肚里取出、就被扔路边等死的小牛,不顾街坊全骂她瞎折腾赔本钱,铁了心把这头快断气的小牛抱回了家!
卖馒头大姐天不亮就蒸好整整三大屉馒头,蹬着旧三轮车沿街叫卖。刚骑到屠宰场外头的铁门边,卖馒头大姐猛地停下车。只见地上一头刚出生的小牛浑身沾满黏液,极其消瘦,双眼半睁没一点神采,嘴角直冒白沫。
小牛胸口微弱起伏,喘一口气就浑身打颤,随时都要断气。卖馒头大姐凑上前向周围人打听,才知道屠宰场员工嫌弃小牛生下来太弱,觉得花钱看病喂养连本钱都收不回来,纯属赔钱累赘,干脆丢在路边任由小牛自生自灭。
街坊邻居看到卖馒头大姐把小牛往三轮车上搬,纷纷围过来抱尤卖馒头大姐是不是脑子坏了,说卖馒头大姐挣的血汗钱全搭进去也未必能把小牛治好,纯属瞎胡闹,早点把小牛丢掉免得白费公夫。
邻居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来由。卖馒头大姐这种流动摊贩,每天的利润极其微薄。中国城镇流动摊贩群体数量十分庞大,早年间因为城市管理的严格要求,沿街叫卖面临非常多的限制。
直到2020年5月,国务院在两会期间明确提到允许流动摊贩在一定区域有序经营,解决了大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央文明办也宣布不再将占道经营列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
政策松动让卖馒头大姐有了相对安稳的谋生渠道。即便如此,商务部统计数据表明,食品类小贩日均净收入通常只有80元到200元,遇到刮风下雨天甚至一分钱都挣不到。
卖馒头大姐每天起早贪黑,面粉和煤气成本不断上涨,加上每个月还要交固定的房租,手里根本没有闲钱。面对一头随时会死的小牛,卖馒头大姐脑子里确实产生过退缩的念头,带走小牛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
看到小牛在冷风里垂死挣扎,卖馒头大姐心里实在疼得受不了,卖馒头大姐这辈子最见不得弱小生命受罪。卖馒头大姐咬紧牙关,弯腰把小牛紧紧抱上车,直接蹬车回家。
屠宰场直接丢弃小牛的做法,背后有着长期存在的行业监管问题。中国对牲畜屠宰的管理可以追溯到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后来商务部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把牛羊马等大牲畜也逐步纳入规范体系。
按照2018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要求,屠宰过程中遇到病死或者不健康的幼畜,必须登记交由专业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绝对不允许随意抛弃。2021年修订的相关条例更加高了屠宰企业资质门槛。
由于基层县乡执法资源有限,中小型屠宰场为了节约处理成本,经常无视这些明文规定。为了少掏几百块钱的处理费,屠宰场老板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农业农村部历年检查中多次通报屠宰场存在病弱动物处置不规范的严重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因为随意丢弃病死动物污染了地下水和周边环境。
初生小牛就是因为底层屠宰场为了省下无害化处理的费用,作为毫无价值的废品丢弃在铁门边。当时屠宰场四周走动的人不少,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制止屠宰场员工的违规行为。
卖馒头大姐把小牛安顿在自家小院里,找来几件旧衣服给小牛保暖,又急忙跑去请兽医来针治。卖馒头大姐这种自发救助弱小动物的举动,在中国民间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
根据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数据,全国自发成立的动物救助机构有几千家,参与救助的志愿者估算超过百万。
与庞大的民间救助规模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目前主要依靠《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动物防疫法》来管理动物相关事务,专门针对普通动物保护的全国性法律长期没有落地。
多次有法学专家在公开场合呼吁推进立法进程,但是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来严厉追究屠宰场遗弃小牛的责任,小牛能不能活下来,全凭普通人的道德底线。
卖馒头大姐单靠个人的力量,填补了动物福利保障缺失的这段空白,提供了小牛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在于人们如何对待那些最弱小、最无助的生命。”甘地的这句话,印证了卖馒头大姐的艰难选择。卖馒头大姐不懂复杂的法规,只认定生命不该随便丢弃。
兽医给小牛打完针,小牛喝下几口温开水后,后腿突然微微动了一下。卖馒头大姐盯着小牛稍微睁开的眼睛,紧紧攥着干瘪的钱包,深知明天买药买奶的钱,还得靠多卖几屉馒头一文一文攒出来。小牛能不能熬过今晚,全看小牛自己的造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