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胡宗南手下偶遇陈赓时，忍不住惊叹：我的一位朋友和你简直长得一模一样！
1931年早春，上海法租界的巷口依旧弥漫着咖啡豆和劣质煤油混杂的味道，但中央特科二科的门窗始终紧闭；几张最新通缉令贴在邮政大楼墙面，陈赓的名字排在最上方。
黄埔一期出身的陈赓，此时仅28岁，却已是情报科负责人。租界里，法捕房与国民党特务互通声气，街面巡捕认得他照片，连茶楼账本里都夹着抄录的特征：高颧骨、左腿微跛。活下去，先得学会在敌人眼皮底下“蒸发”。
那天夜里，天蟾舞台灯火通明，戏票被炒到三元一张。陈赓戴金边眼镜、披灰呢大衣混在座位区，他的目标不是戏文，而是被盘查的欧阳钦。特务盯梢已久，只待关门抓人。

幕间铃声一响，陈赓起身打碎走廊的电灯，霎时间走廊黑作一团。他顺手把欧阳钦拉进旁边包厢，用备用通道绕到外滩。夜风吹散电线焦味，法租界警车刺耳的喇叭从法大马路开过，却追丢了方向。那晚，两人连夜转移了装满名单的皮箱，情报网得以延续。
一年后，1932年初冬，豫鄂皖前线哑了枪声。红四方面军西进时，陈赓在胡山寨一役左腿中弹，被迫脱离部队。他须尽快回上海治疗并汇报战区情报。沿平汉铁路向东，他裹着粗布长衫，胸口塞满假货单，自称桐油行走江湖的伙计。
在信阳西郊的“悦来”老客栈，他刚落脚便迎来三名民团团丁。刺刀上缠的布条油污未干，对方开口就要搜包。陈赓伸手抖出两块银元，又吩咐小二端来高粱酒。推杯换盏之间，他故意劝团丁抽上几口掺了洋烟的旱烟袋。窗纸外夜色沉重，院里套着驴的缰绳却悄悄被松开。半个时辰后，团丁醉倒，掌柜忙着收拾残局，陈赓翻窗上驴，借茫茫细雨冲出村口。

第二天，他与交通员王慈如会合。王慈如递来一把上满膛的小布朗宁，又嘱咐一句：“老陈，千万别逞强。”这句口头禅说了无数次，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
向北二十里，盘踞在乡间的保卫团早架起竹篱落。团总认得桐油桶，却不认得瘸腿商贩的底细。为了拖延时间，王慈如故意抱怨：“这帮膏药佬查得比县衙还勤，咱们趁他们换岗赶紧撤。”趁夜色，两人将空桶扣在肩上，俨然赶集汉子，与押解盐税的挑夫混成一片；炊烟掩映下，凭一口土话冲出了关卡。

真正的生死关口在南阳车站。站台上蒸汽白雾缭绕，一名穿深灰呢制服的少校望着瘸腿男子时停住脚步：“这位兄弟，在哪儿见过？”他自报姓张，黄埔五期，言语间提起“胡校长的那条家训还记得吧？”气氛陡紧。
陈赓面不改色：“胡校长常说，行军靠脚，打仗靠胆。我这条腿就是那年保定演习弄折的。”一句“保定演习”让对方犹豫。他趁机拍了拍油渍斑斑的蓝布工装：“张军座放心，班车锅炉坏了，我是被临时调来烧火的，耽误了列车，怕您也走不掉。”
短短几句对话，两边试探过了。张少校没有再追问，只嘱托他替乘警看牢煤车。列车汽笛声起，陈赓抓着铁钩跃上车厢，背影在雾气中晃了晃，消失在车尾。

三日奔波后，他抵达上海北站。静安寺钟楼敲响傍晚六点，海风卷着江水腥味扑面而来。特科的门依旧无声，木质楼梯吱呀作响。守门的老陈伯递上新配的证件和一瓶消炎药，纸牌大小的相片上，陈赓已换成了另一副相貌。
在这座看似灯红酒绿的城市里，白色恐怖从不打烊。情报线被接续，桐油桶、鸦片烟、锅炉灰、黄埔同窗……一路危机化作暗号，送进地下档案柜。夜幕刚落，电话铃响起，新指令随即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