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围困成都时为何严令仅允许贺龙带领的十八兵团单独进入成都城？其中有什么考量
1949年11月初，秦巴山深处寒意逼人，胡宗南摊开作战地图低声嘀咕：“还能往哪儿退？”副官无言以对，山路被切断，空投补给也断了线。
解放军跨过长江已是半年光景，蒋介石的防线像席卷的落叶，边退边散。华东、华中硝烟未熄，西南却成了最后的遮蔽所。这里峰岭纵横，江河阻隔，守军押宝“地险可守”，希望拖到国际形势生变。

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北碚组建，刘伯承、邓小平挑起大梁。一张覆盖川、黔、滇、桂的作战图摆在桌上：主力二野由江津、泸州一线分三路突进；四野南下直指华南；西北进军则准备翻越秦岭，钉住胡宗南。
要害就在胡宗南这支号称“中央军脊梁”的第1兵团。渡江战败后，他带着十几万人马仓皇西窜，先到汉中，再退广元，意在凭险据守。可11月中旬，贺龙的第18兵团越过米仓山，截住汉中—成都公路，敌军后路被咬死，士气瞬间崩塌。
这一仗打得干脆。18兵团以山地穿插的老本事包抄敌侧翼，秦岭里炮声滚滚三昼夜，胡宗南部破防而逃，只剩大批散兵游勇往成都拥挤。与此同时，二野主力疾进云贵，贵阳、遵义、毕节次第解放，11月30日重庆城头飘起红旗。

重庆城口刚开，西南局便面向全军发出一道电令：成都必须速决，但要留足后手。10军先一步报告：“愿为先登。”刘伯承只回一行字：“暂缓向城，听候命令。”真正被点名的，是仍在前沿的18兵团。
为什么偏偏是贺龙？其一，战功在前。18兵团自西北转战至此，已与胡宗南鏖战数月，彼此虚实摸得透，换部队还要了解敌情，不合算。其二，地方情面。贺龙早年在川东搞游击，老乡、商会甚至教门首领都认他，成都要稳，得有人说得上话。其三，二野主力下一步得腾出手去西昌、去广西，不能把兵力锁进省城。

12月27日拂晓，60军先头部队循盐道桥进城，守军大部已弃械。街面静得出奇，偶有零星枪声，很快被压下。半天工夫，红旗挂满钟楼、锦里、文翁坊，市面竟未停市。老成都人说：“打仗打到家门口，居然没砸锅卖铁，这事稀奇。”
随后，西南军区成立，贺龙接过司令员印信。不到三个月，他把近15万起义、收编部队一口气整编为四个军，粮秣自筹，军心可用。对外，川康边地剿匪、西昌战役雷霆收尾；对内，银行照常开门，成渝铁路修复，茶叶、蚕丝行当重新活络。

1950年春，十八兵团抽调精干向康藏高原集结。10月，昌都旗帜更迭，进藏大门洞开。西南纵深安全底板由此夯实，沿海与西南的战略夹击之势成型，国民党再无回旋余地。
回头看，这场西南收官战虽只用了短短九个月，却浓缩了多层算计：让最熟山地作战、又能安民的部队负责首府接管；把行动最快的主力投入更远的追剿；同时借地方人脉加速起义整编。兵不在多，而在于放对位置，成都一役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