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因受到瞿秋白高度表扬而无比自豪，瞿秋白称赞他是真正有思想的人！
1923年6月12日，广州会议室里闷热得像蒸笼。灯光炽热，代表们的辩词更热。有人质疑同国民党合作是否等于放弃独立性，有人掷地有声地反问：“没有群众的广阔舞台，靠谁去发动？”在如此交锋中，年仅30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瞿秋白第一次站到了同一战壕。两人都清楚，眼前这份《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不仅关乎眼下的取舍，也关乎革命方向。
三大闭幕后，两人几乎没有休息。毛泽东火速赶回长沙，用半个月整合了二十余个进步社团，搭起湖南国民党支部雏形；瞿秋白则北上上海，接过党中央宣传工作的笔杆，连夜编写通俗小册子，解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来龙去脉。那一年里，湖南成了全国最早完成省级改组的地区之一，而上海街头的书摊上，《新青年》增刊和《向导》杂志把“联合战线”的概念讲得家喻户晓。理论与实践，一南一北，相互映照。

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气氛空前。孙中山高举三大政策，鲍罗廷在台下频频点头。毛泽东和瞿秋白以候补执行委员身份跻身会场。会后，两人共同参与起草《宣言》译本与宣传提纲，字斟句酌，务求让普通工农都听得懂。有人回忆夜半灯下见到的小片段——毛泽东倚桌踱步，忽然停住：“秋白，这几句太长，得剁开。”瞿秋白哈哈一笑，挥笔改成三个短句，节奏顿时生动不少。
孙中山病逝后的局面急转直下。以孙文主义学会为旗号的右派人物打起“清共”大旗，南京、广州多地街头贴满声讨宣言。毛泽东临危受命，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瞿秋白则在《政治周报》中开设专栏，逐条剖析右派言论，措辞利落，不留情面。读者喜欢他的比喻——“右派像关着门修河道，洪水一来，泥沙堵口自误。”国民党二大最终宣布维持三大政策并通过制裁右派的议案，背后是一纸纸社论和一次次群众演讲的日夜攻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合作破裂。城市被高墙与刺刀分割，出路逼人转向乡村。毛泽东率部上井冈，提出“军队向前走，粮秣随后来”，由此缔造工农红军雏形。此时瞿秋白身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中文部顾问。不断传来的前线简报让他意识到，旧有的“城市暴动”设想在中国路窄山高的地形里步履维艰；而毛泽东和朱德的做法，则像在山沟里燃起灯笼。1929年底，他以《湘赣边界的土地与火种》为题在《国际通讯》上发表长文，第一次系统介绍“朱毛红军”的组织、分田、士兵委员会等细节。他写道：“这一条道路，证明革命不必等待城市发动，而能点燃山乡。”
莫斯科的中文印刷机昼夜轰鸣，文章很快出现在多国代表的书桌。对于仍犹豫于“先城后乡”的同志，这篇报道如同石子入水，引起连锁涟漪。仅一个月后，毛泽东起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论证农村包围城市的可行性。两条线遥相呼应，思想与枪杆子互为注脚。

红军在井冈山连挫三次围剿，古田会议又把“党指挥枪”写进纲领。瞿秋白的文字持续输出，他引用乡民口头禅，“打土豪，分田地，一声呼哨老百姓就来了”，让外国革命者得以窥见中国农村的潜力。一位德国代表在回忆录里说，自己正是从瞿的稿子里第一次知道“井冈山”三个字的准确发音。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国民党法庭草草宣判后，瞿秋白被押赴刑场。沿途乡人簇拥，传说他侧头望青山，低声念了两句俄文诗，随后停了笔记。官方档案只留下简短记录：“拒绝悔过，就地处决。”湘赣边，红军已向北突围，双方再未重逢。

10年后，延安窑洞里举行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回顾党史时提到：“鲍罗廷曾说过，中国需要会宣传的人，秋白就是能把马克思主义讲成白话的人。”席间安静片刻，风吹油灯，火苗跳动，仿佛把人带回到那个蒸热的广州会场。
1950年岁末，北京积雪。毛泽东在一份审阅稿末端批注了八个字：“秋白同志，精神长存。”这话没有修饰，没有感慨，却让读者明白，一段从讨论合作开始、经过文字与枪火交织的历史，已经悄然镶嵌进新国家的年轮里。